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国学术界早已有了定论。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却出现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思潮，强调继承传统，对它持否定的看法。这是完全违背事理的本相的。很有必要加以澄清，以正视听。 这种看法，最先出现于海外的学者。如，林毓生1986年出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全盘性反传统”，并说“五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余英时于1988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中，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讲演，认为“‘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特色：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杜维明称“五四”和义和团是偏颇的“两极”。（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唐德刚则说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在内，都是感情用事的，而这种行为在“文革”时“勃然再起”。（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在他们的影响下，国内也有一批学者极力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郑敏于1993年第3期《文学评论》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认为“我们20世纪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的缺乏认识，决定了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凡是经过我们自己时代的文化革命的人都不难识出这股涤荡污泥浊水的‘革命’气势，和砸烂古迹，打倒孔家店的激烈情绪，并在回首当年时，心有余悸地理解这股在‘革命’的名义下掩盖的对文化的摧毁和后患无穷的急躁。”又如陈来也曾在其《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注：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一文中说：“‘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此处不一一列举。 从这些论调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过激的，全盘性反传统的，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使过激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成为主流思潮，甚至导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过激和全盘性反传统的呢？王元化曾发表《为“五四”精神一辩》（注：《五四·多元的反思》，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一文，表示不同意“全盘性反传统”的说法，可谓申张了正气。他认为说“五四”是“反传统”的，这有过于笼统之嫌，而且论述有欠深入；其实，应该说“五四”只是反对不好的传统的，不宜笼统称之为反传统。理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先驱者没有提出过全盘抛弃文化传统的主张。相反的是，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定的分析并区别对待的，即有否定，也有肯定。这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注：《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注：《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两篇具有宣言意义的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固然称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文学，而是有不少的肯定，认为“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瓊绝千古也。”这明明肯定了庄周、陶渊明、杜甫、辛弃疾和施耐庵的作品，没有丝毫贬抑。同时，他又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这不也是对中国自周秦至明代的文学发展变化和各有特色作了肯定吗？此外，他还指出：“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显然，他对唐宋诗词和元代戏剧予以充分的肯定，胡适在倡导文学革新时，根本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学的问题。其实，他最为不满和否定的，只是陈腐不堪的骈体文之类和“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 同时，胡适曾主张，“今日之中国”，“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之文学。”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能看作不要传统，或全盘性反传统。因为文学贵在新颖，独创，不用说摹仿古人不好，就是摹仿今人也难以出类拔萃。至于他有过“全盘西化”（注：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的主张，那不过是一时用词有欠准确而已，未能准确地表达其本意。所以，他后来公开检讨承认这说法有语病，并改之为“充分世界化”。（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精品选》(8)，光明日报出版社。）这也表明他虽然提倡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但并非要把传统文化全部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