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3-29日，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年会暨“中俄改革比较研究——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约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行了比较和研讨。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要，综述如下，以饕读者。 一、中俄两国经济转轨初始条件 与会学者认为，中苏两国原先都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大国，革命胜利后，先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自然在许多方面有相同、相似之处。但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在改革前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均远远落后于苏联。1989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058美元，而中国仅为350美元。由于国情的差异，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上领导人的经验、水平和治国方略的不同，因此两国经济体制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其表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如苏联那样刻版、僵硬，这是中国改革比较有利的方面。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人民有通过改革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中国有比较雄厚的外部资金（主要来自爱国侨胞的投资）的支持，而苏联在这方面的资金却严重匮乏。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民经济虽然陷入困境，但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因而缺乏对改革的强烈愿望，因此其改革的任务就更为艰巨。当然，由于苏联国民经济基础比中国雄厚，非农业人口又占总人口的70%以上，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远在中国之上，这是改革的有利条件。必须看到，所有的有利和不利的起始条件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所制定的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正是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的改革，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在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奉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尤其是1988年以后，提出“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以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指导，使改革一步步陷入困境，并导致经济、政治、民族危机的全面爆发，最终使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遭到覆亡。而中国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在改革过程中，采取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形成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始终保持着政治和社会稳定，因此使得改革不断深化，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总之，中国的改革是趋利避害，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苏联的改革是在向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转化，终于使一个超级大国轰然解体。 二、中俄两国转轨方式 学者们指出，中俄两国的转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进行的。叶利钦—盖达尔政府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意见，采取激进的转轨方式，即“休克疗法”，企图用私有化的办法，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而中国的经济转轨采用的则是渐进方式。根据国家的现实条件，从农村率先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向城市，即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经济所有制结构。同时党和政府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持了良性循环。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却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持续8年的负增长态势。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困化。对此，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是将来也许会显示出一定的效果。 在对该问题的讨论中，东欧问题专家以波兰为例，对两种转轨方式在一个国家实践后的不同成效进行了论述，其中指出：波兰在1989年政权易手后，团结工会政府领导采取激进的转轨方式（“休克疗法”），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生产滑坡。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1.6%，1991年下降了7%。不过，波兰生产下降只持续了两年。从1992年起，波兰放弃了“休克疗法”，转而采用渐进的转轨方式，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上升的良好效果：1992年增长2.6%，1993年增长3.8%，1994年增长5.2%，1995年增长7.0%，1996年增长6.1%，这一年恢复到了1989年的水平。1997年为1989年的111.8%，1998年为1989年的119%。2002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为1989年的149.8%。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1美元。波兰的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可以说，波兰经济转轨经过挫折后基本上取得了成功。但是私有化造成了波兰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波兰国内有近1/4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不少人在怀念昔日的社会主义。 三、中俄两国转型时期贫富分化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反映着社会的公正程度，直接涉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问题。中俄两国体制转型的基本背景，都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收入之间的差距比较小。这使得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承受能力直接关系到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中俄两国转型时期都出现了收入不均和贫富分化的问题。按国际通行的看法，贫富分化的指标——基尼系数只要超过0.4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均等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2000年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估计值也已达0.45，可见中俄两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都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两国贫富分化的最基本特征分别表现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由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改革方式，因而在体制转型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两种体制并存的优点是有利于人们的比较和鉴别，促使观念的转变；缺点是可供钻的空子则比较多。一些人因此非法致富，如价格双轨制、垄断行为等。渐进转型导致无序行为程度不同地扩大了人们收入的差距。这就是渐进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但究竟应该付出多大的成本是合理的，这是有待探讨的课题。不过，相对而言，渐进转型比激进转型付出的成本要小，对出现的问题有时间去解决，便于国家对改革的进程进行有效的控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是表现为最高收入人群绝对收入的提高和最低收入人群绝对收入的下降，而是伴随着两种人群收入的共同提高。在这个基础上的收入分化，主要的不是以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的，而是以部分社会成员的迅速致富乃至暴富为特征的。虽然在经济发展中人们或家庭之间的相对收入差别扩大了，但包括贫困阶层在内的各个阶层的绝对收入水平仍然普遍提高，只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得较慢，其中有一部分人的收入甚至没有增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多数人的收入下降了。就是说收入分配差别的扩大不是以贫困阶层的收入绝对下降，不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或者按马克思所言没有发生收入“绝对贫困化”，至少穷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没有下降。俄罗斯则表现出明显的阶层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即在生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下滑的同时出现暴富阶层。俄罗斯的改革，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首先是贫穷问题。1992年价格放开以后，老百姓的个人收入和实际所得工资收入大幅度减少，到1997年，俄罗斯每千人中，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贫困人口达到334人。这表明俄罗斯的贫困化程度是很严重的。10%最富有者的收入是10%最贫穷者收入的13倍。原因何在？按照俄罗斯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话说，就是“从前的全民财富——几乎全部都转入寄生资本的手中”。一些官员和商人利用地位和关系取得经营许可证、执照和限额进行垄断和出卖国家资源；通过侵吞银行贷款，把人民的存款变为个人的财富；通过私有化政策侵吞国有资产以及通过偷税漏税侵占国家资产，等等。正是由于俄罗斯国有资产的流失，才培育出了暴富阶层。当然，中国也存在着非法致富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相比而言，俄罗斯国有资产流失的数额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