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4-0089-06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启蒙主义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现象学存在，也是大多治史治学者无法回避的课题。它内基于哲学建构，外连于社会变革；既深及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又直接与政治革命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要求息息相关。无论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历史客体，还是作为一种反观历史进程的思想视角，它都是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文学以及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交叉互渗，难以为它划出明确的学科边界。惟其如此，现代启蒙主义的研究在今天显得极为多元混杂。一方面，“交叉学科”的特性决定了它必然要被不断地从多学科、多层次、多侧面进行检视与探讨；而另一方面，这些探讨往往“各自为政”，难以交流与对话，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与发展的研究态势。表面上的话语繁荣与实质上的理论贫困，量的积累的猛增与质的提升的微弱，造成了当下启蒙话题言说的矛盾现象。究其根源，很容易使人想到80年代中期以降引入的西方理论资源的多元共生，不同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对启蒙问题都有不同的理论前提、价值预设与进入途径，再加上对西方理论思潮的种种误读误用，结论自然形形色色。不过，这些原因尚不是最为根本的，其背后更潜隐着某种固定的研究范式。作为思想史阐释和分析的理论工具，研究范式潜在地规定着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分析方法。凝固的研究范式已成为阻碍启蒙探讨与发展的“瓶颈”，要想突破启蒙研究现状，则亟待学术范式的创新。 反观与检视：静态的对立模式 在考察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时，最常见的研究范式是将研究对象置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性框架之中。这种模式往往源于直接使用西方的理论工具，而西方理论所内含的价值原则并不适用于“中国化”的研究对象；有时则是因为简单地将理性主义等同于启蒙主义。在此理论前提下，对现代中国启蒙主义的探讨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立论理路，可分别称其为“情感说”与“理性说”。 第一种就是强调五四启蒙主义是情感压倒理性，如说“五四是一个抒情的时代”，五四文学的普遍特征在于“印象的、情绪的产物，而还没有达到成熟的任何‘主义’的艺术自觉”[1]，五四文学精神的突出特征是“悲剧意识、自由精神和感性生命特征”[2]，“近代史上的理性和冷静总是让位于激情和狂热”[3](P63)等。再如李泽厚批评五四有一个“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严重问题，它延续影响几十年直至今天。他所谓的“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王元化则从“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来批评五四是“一种历史的切断，带来不好的后果”。何新也说“激进反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一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总是吃激进主义、急躁情绪的亏”[4]。第二种则强调五四启蒙充满着浓厚的理性精神，包括对其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现实主义精神等的充分肯定。如林贤治反对以上观点，认为他们的激进“并不就像李泽厚说的那样惟凭一时‘激情’的冲动而失去理性的支持，或如王元化所说的那样全出于‘意图伦理’而不讲‘责任伦理’。相反，这是非常富于理性，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一代”[4]。从这些观点来看，无论研究者的出发点是肯定五四启蒙还是反思现代启蒙的缺失，都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上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仿佛情感强烈就必然会导致对理性的漠视，“激情有余”必然伴随着“理性不足”的失误；反之亦然。 显然，激情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必然也会得出二元对立无法调和的结论，从而阻碍了进一步对现代启蒙问题理解的深化。应该说，激情也好，理性也罢，它们在五四以降的启蒙思想发展中并不必然地否定或贬抑对方。早在提倡科学主义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就十分警惕地告诫人们，科学与理性虽然是消除愚昧和盲从的奴性主义精神状态所必需的，但若“使举世借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同样不可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非但如此，它还会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意即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必定会走向科学与理性的反面。李大钊、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先驱者都表达过类似的见解。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视野之中，感情与思想、审美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必须服从于人性解放与进步的全面要求，决不可只取一隅，或者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忽视了中国启蒙实践的文化背景与具体语境，从而也就难以涉及“中国化”启蒙的思想原创性问题。 与上述两种极端不同，更多的情况是有意识地避免“情感说”或“理性说”的简单化倾向，而试图揭示理性与非理性的思想因素在启蒙主义中的复杂关系。如张灏认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代，‘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5](P268)许纪霖说：“五四既是一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6](P140)这些观点虽然同时承认五四启蒙的强烈理性主义追求与同样强烈的主情主义倾向，但仍将这两个方面机械地对立起来，仅仅指出这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吊诡的两歧性”[6](P139)，其论证仍然未脱离上述研究范式的思维定势，如将推崇理性、启蒙运动、“研究问题”分别与情绪激荡、浪漫主义、寻找“主义”视为“五四”的表面现象与内在实质，且处于对立的状态；或者认为二者是“并驾齐驱”、有着本质区别的两个范畴。尽管论者们有着探求对立两方的辩证矛盾的意图，但所谓揭示对立统一的规律不能仅仅展示矛盾双方的静态的对立或者机械的统一，如果止步于此，就只能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层，从语言学上说，就是未能突破语言概念的能指层面而深入其所指的实质。姜义华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论者每每以《新青年》提倡科学说是树立了“科学”的权威，甚至就此论定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科学主义对中国思想界的统治。然而，深入考察一下便可发现，在“科学”是否既适用于物质生活又适用于精神生活、“科学”能否解决理智与情感及欲望的歧义和冲突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新青年》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依赖于非理性思潮，依赖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和与结合”[7](P93)。不过该学者论述的价值指归主要是为了证明五四启蒙精神在理性上的缺陷，无意于进一步探求其理性与非理性“混和与结合”的实际情形。这样的思想路向虽然将理性与非理性均纳入启蒙探讨的理论视野，但只是把理性与非理性杂混起来，缺乏理论的整合，从根本上说仍然带有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立与静态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