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3-0014-09 王稼祥(1906.8.15～1974.1.25)，安徽泾县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功勋卓著的国际事务活动家。目前，关于王稼祥的研究主要侧重他的生平传记、著作、军队政治工作，外交方面则侧重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陈述，对其外交思想的研究却很少涉及。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其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际外交思想作一简要的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王稼祥党际外交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中共开展党际外交的需要以及其个人素质和广泛的党际外交的实践等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变在客观上使党际关系面临着新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两个新问题：一是未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二是已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要承担起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橱窗，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的象征。”[1]因此任重而又道远。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必欲去之而后快，因此，他们除了对本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外，还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冷战”政策，运用政治包围、经济封锁、军事干预、和平演变等手段，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为了抵制西方的“冷战”政策，作为国际共运核心力量的各国共产党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中……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2]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在50年代初最为密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逐渐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老子党”、家长制作风，严重伤害了各国兄弟党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更为严重，苏共二十大尽管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赫鲁晓夫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处理不当，使国际帝国主义借机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一度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以中苏论战为起点、以1965年3月莫斯科会议为高潮、以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和1969年3月苏军侵入我国的珍宝岛为终结，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彻底地分裂了。形势的变化对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新问题，王稼祥的党际外交思想便是在深入剖析国际共运中这种复杂的党际关系的产物。 （二）中共开展党际外交的需要 新中国的成立是国际共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同时，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对世界各国求解放、求进步的人民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立场坚定、正确。毛泽东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就说过：“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3]在1956年8月30日的八大预备会上他又一次强调“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3](P,295)从这一立场出发，中共采取了诸如“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正确的外交方针，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并且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及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边，因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敬仰，中共的国际威信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影响迅速增大，有不少国家要求同中共建立联系和加强来往，这样，原来的工作机构——中央统战部的第三室（后改为第二处）已经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了，因此，1951年1月24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处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和联络事务，其经常性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一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向中央做出报告和提出建议，这是主要任务；二是负责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会谈并陪同访问；三是应邀出席各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第二、第三两项任务也很重，又很频繁。为了正确处理这些党际事务，就必须提出和制定一系列思想原则以指导中联部的党际外交活动，这是作为首任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王稼祥的个人素质及广泛的党际外交实践 王稼祥出生于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先后考入芜湖圣雅各中学、上海大学附中、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他勤于探索，思想先进，早在圣雅各中学和莫斯科学习期间，他便形成了自己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集中体现在他给其堂弟王柳华的信中，在1924年9月9日的信中他写道：“我想我们到学校来，也无非想得到点知识，求点真理，若说为了饭碗，而离开这亲爱的故乡，那恐怕不值的吧。”[4]在11月24日的信中进一步写道：“我们村里在外面读书的人也不算少了，不过这些人，不光无益于乡村，反而有害……柳华呀！你我还算没有染着这种坏习气，愿以后保持这热血沸腾的赤心，去一改旧习，那才不愧做个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啊！请你不要笑我说大话，这都是我良心上不能不说的话呵。”1925年4月9日的信中他又发出了“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5]这一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到达莫斯科以后，1926年3月13日，他又进一步写道：“在这儿学习革命，将来自然是干革命。”[5](P,16)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的确如此，在科学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指引下，他更加刻苦学习，努力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这就为后来他能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处理纷繁的党际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