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国政府联合英美谋求停战议和的策略，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历史资料，对这一方针进行探讨。 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请求英、美调解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在中国据有重大利益的西方列强必不赞成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因此，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力求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敦促列强出面讲话，请求英、美调解，借列强之力迫使日本停止军事进攻。 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期望引起列强对中日战争的关注，并且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斡旋、调停、仲裁。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了坚决抗日的决心。讲话表示，卢沟桥事件是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将完全取决于日本方面的态度。英、美等国注意到，这是若干年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次态度比较强硬的讲话，表明了中国政府进行顽强军事抵抗的决心。当然，庐山谈话仍留有余地，蒋介石此时并没有说已到“最后关头”，而是说万一到“最后关头”。并说如果真的到了最后关头，也只有应战。蒋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和平解决。”（注：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7月19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声明，为和平解决此不幸事件起见，中国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证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斡旋、调停、仲裁等等，甚至同意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中国政府不断向英、美提出调解的要求。7月12日，中国外交部致电美国国务院，询问美国是否可以为中日调停做些什么。7月1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纽约发表谈话。他说：“日军所造成之华北异状，不仅为中日两国政府之烦恼问题，且亦为世界和平之危机……苟不加制止，将蔓延及各国。”他呼吁各关系国协力改变此种局势。（注：《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3页。）7月21日至28日一周内，蒋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等人，要求联合出面调停。他对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注：《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68页。）蒋介石还对许阁森表示，宋哲元将军所签订的三项条件是中国政府对日本所作的最后让步，而日本却正在增兵，这势必酿成更大的战争。他要求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行动，采取防止战争爆发的措施。（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75页。） 英、美两国是何态度呢？ 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既对中日战争表示“关切以及谋求和平解决的期望”，（注：《英国外相艾登在下院的答辩》，1937年7月19日，转引自《“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又极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之中。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宣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加评论。英国外交部认为，现在难以搞清事件的真相，明辨责任所在。因此，7月12日，外交部官员在回答议员的质询时，表明英国的现时政策是“在我们有更确切的情报之前，最好我们什么都不说。”（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伦敦1984年版，第150页。）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怎么会噤若寒蝉？关键是怕卷入中日冲突！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如果我国卷入远东冲突，那么独裁国家就可能抵抗不住在东欧或在西班牙采取行动的诱惑。”（注：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等译：《太平洋战争》，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自然不敢谴责日本对华侵略了。 英国担心日本可能扩大事态，对英国在华利益感到十分忧虑。因此，对日本采取了停止修好谈判的措施。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虽然事件并非由日方挑起，但日本很可能扩大事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他们在华北的地位。”副外交大臣贾德干也表示：“日本人现地解决的保证，不禁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我对他们难以持有太大的信心。”（注：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斯坦福1973年版，第26页。）英国政府决定暂停筹划已久的英日修好谈判，以作为对日本的警告。7月12日，英外交大臣艾登对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如果现在北平周围的局面继续下去或甚至恶化，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会谈是难以进行的。”（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4页。） 不可思议的是，英国不知为什么又认为战争可能很快和平解决，英国外相艾登在下院说：“中日双方之间似乎很可能达成和平解决，用不着第三方面斡旋。”“第三方面各国，正如他们所必须做的，只需表示他们对维持和平的关切和兴趣就行了。但是我们已在两国首都表示，只要存在着英国政府可用以促进和平解决的办法，它乐于提供在它能力范围内的援助。”（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