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03)02-0031-10 1938年6月，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进攻而实施了黄河花园口决堤，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阻敌西进南下的目的，但同时又给抗战中的豫、皖、苏三省人民造成了新的灾难，是为花园口事件。时至今日，国内外尤其是海峡两岸对其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具体的研究状况是什么样的，成果在哪儿，缺陷又在哪儿，后续性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清晰，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梳理。 一 本着澄清事件的基本事实，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宗旨，花园口事件研究应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结合战场形势的变化过程，包括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战略与策略，弄清中国军队决堤阻敌对策的来龙去脉及其实施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日本军队的占领政策和侵略罪行，再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柔韧的生存意识，并借此窥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局部因素。 （一）大陆方面 大陆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以1949年和1978年前后为界。前两个时期的研究，其参与主体、立意动机，以及所面临的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宣传色彩很重，甚至还有出于不同目的而歪曲事实的成分，所做工作未至深入、系统，因此尚不能称之为严谨的学术研究。 其中，1949年以前的“研究”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旗帜下进行的。主要是因为其事不远、决策者和执行者均还健在的缘故，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由此谴责日本侵华的野蛮罪行和希望尽快复兴黄泛区，进行战后重建的层次；不仅对花园口决堤的事实真相讳莫如深，对于花园口事件的后续性问题黄乏区的研究，还更为单纯地集中在获取各种损失统计数字上，以便向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寻求尽可能多的帮助。如1946年6月30日出版的《水利季刊》，有宁祥瑞的《花园口决口后整修豫境黄泛工程概况》一文，开篇写道：“（民国）27年6月，抗战军事吃紧，暴敌炸我沿河防区，黄河旧堤南一总段所辖之赵口及花园口，于2、5两日，先后溃决，河势突变，全河旋由花园口夺溜南泛。”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合编，以韩启桐、南钟万名义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在全面统计、介绍黄泛损失的时候，对决堤也只是闪烁其辞地说：“27年6月徐州陷后，历史上久祸中国的黄水，因为抗阻日军的西侵，又有第七次的改道。”曹聚仁、舒宗侨所著《中国抗战画史》坦然地把当时就流传的花园口决堤是谁所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摆放出来，但是在作了所谓的分析之后，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至于像宋庆龄女士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能够勇敢地道出事实，那毕竟是极少数。即使如此，该文还在“1938年初夏，日本军队从徐州向汉口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堤岸”一句后加上了括注“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其意不言自明（注：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社：《中国北方的水灾难民——一项生产救济方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21期。转引自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因此，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研究，即没有全面揭示花园口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多方面的社会影响，也没有真正切入到生存多艰的泛区民瘼和曲折复杂的泛区军民抗战，更没有触及近乎十年的社会变迁。一言以蔽之，简单肯定之中蕴藏着很深的政治利益，集权政体之下封杀了史学的关注机会。 至于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参与，则真实地表现出了历史运动的轨迹：事件之初，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持与国民政府的一致，在接触了决堤的一系列真实真相的情况下，依然把予头指向侵略中国的日军；后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破裂，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和两党争取国家政权的国内战争的进行，开始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花园口事件。这在1947年前后围绕着要不要和如何堵复花园口大堤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1949年，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在大陆建立了新型政权。在新历史观的指导下，抗日战争过程中的花园口事件再一次被历史教育、历史宣传和历史研究所触及，直到1978年中国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这个时期大陆的研究经历了从简单而微弱的二分法到全盘否定的转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史学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批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同时，对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表现也给予了一些客观论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里，怀疑一切、批判一切的是非观念盛行，花园口事件当然地被当作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例证而定性，而且还以此为契机对国民党的政治统治进行了全盘批判。客观而论，这一时期的严谨的史学研究并不多见，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冲击了正常的生活，学术自然在劫难逃。因此，几十年前发生在抗击日本侵略过程中的花园口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只是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的“腐败无能”、“逃跑”、“失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痛苦”又有多大多深，花园口几乎成了中国旧政权欺世害民行径的标志，还成了旧中国人民遭受灾难和贫困的代名词。产生这一深厚的社会影响，河南乡土作家冯金堂和著名作家李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前者所著《黄水传》和后者所成《黄河东流去》均是长篇巨制，它们名噪一时，以文学的视角和笔法给世人展示了有关1938年花园口决堤，特别是其后长达近十年的黄灾及在黄灾中人民求生的艰难困苦状态。 197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人用史学的眼光和笔触，回溯花园口决堤这一历史事件。在学术刊物上最早专题性地研讨花园口事件，当推陈传海和丁福利（注：《花园口掘堤》，《大学文科园地》1985年第4期；《花园口掘堤事件再评价》，《商丘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1986年沈家五利用手头所掌握的大量国民党政府的原始档案在《民国档案》第一期发表《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是关于这一事件原始资料利用最直接、最集中，也是最早的成果。从此以后，对花园口事件的历史关注，逐步被扩展、深入，开始了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的学术变迁。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经过了十年的左倾社会运动后，学术研究刚刚开始拨乱反正，力图回归求实求真之路，这时候陈传海等人对花园口事件的审视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姑且不论其评述的得失。到了90年代，军事学领域里的研究异军突起，先后有田照林的《正面战场作战史料的选用——兼论花园口决堤对抗日战争的影响》（注：《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和马传廉的《花园口事件的军事价值》（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还有邢军纪的纪实作品《黄河大决口》（注：邢军纪：《黄河大决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立足抗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宏观地考察了花园口事件的社会影响，无疑又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推动了对花园口事件综合性思考和多角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