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开发，历来皆为世人瞩目，而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则历代均不尽相同，总会打上时代的印记，反映时代的要求。抗战前1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取得了统一，获得了难得的建设机会，但同时又面临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势下，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途径，西北开发被寄予厚望，又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当时，朝野各界纷纷建言献策，各抒己见，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探讨。讨论的结果，既形成了共识，也存在分歧。但不管共识还是分歧，都是时人努力思考的结果，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北开发的特点。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对当时西北开发的认识，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研究，但从总体上看，仍缺乏较为系统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注：阎沁恒：《抗战前建设西北舆论之分析》（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2辑，1987年12月，第423-437页）对此主题作过初步探讨；张力：《近代国人的开发西北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1989年6月，第163-188页），也曾将此作为其论题的一个部分加以阐述。另外，葛飞：《国难声中的西北开发》、贾晓慧：《评抗战前的西北开发》对此亦有所涉及。），拟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明了时人对西北问题的认识已到何种程度。 一、西北开发的可能性 较之东南地区，西北向为贫瘠，对其开发自然有非常的难度，但也并非绝无可能。抗战前10年，国人对西北开发可能性的认识，一般基于人文和地文两大方面。 关于人文。时人都非常强调西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光荣的历史，如尧舜禹汤文武的修明政治，秦皇汉武的发扬武力，都以西北为其发祥的根据地”，而“考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实由西北而渐趋于东南，中国古代文化，其策源地皆在西北……西北为中国最古的圣地”。（注：曾养甫：《建设西北为本党今后重要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第88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4-25页。）江西南昌《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4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西北为我民族发祥地，文化武功，彪炳史乘”（注：《论建设西北》，江西南昌《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4日。《革命文献》，第88辑，第129页。），而致力推动西北建设的张继、戴季陶等人，更是屡次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西北地区在中国的地位。 关于地文。时人关注的要点为西北的地理特点和自然资源。民国时期，时人所谓西北，范围广狭，所指不一，有将外蒙古并入的，亦有认为察哈尔属于西北的，甚至也有认为秦、晋不可分的等等。所含省份，至少4省，最多可达9省之广。（注：参见张力，阎沁恒著作。）从抗战前10年时人的论述看，多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6省。这6省，多地处高原，气候严寒，水源短缺，交通梗阻，但地旷人稀，有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空间。据时人调查，6省面积共约1080万方里，占全国面积1/3弱（注：寿昌：《西北建设的前提——铁道政策》，《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1936年2月。），而人口仅22588541，不足全国的5%（注：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1935年。），至于“西北各省的人口密度，新疆为五，青海六，甘肃四七，最高的算是陕西，亦不过一二五”（注：祝世康：《西北的经济建设》，《建国月刊》，第8卷第5期，1933年5月。）人，可谓人烟稀少。西北的荒地，据董时进的估计，亦为最多。建设委员会1931年估计西北的荒地，陕西有1563295顷，甘肃有14787867顷，绥远有36000顷，新疆有1646656顷，宁夏有25000顷，共计2000万顷左右，开发极有希望。（注：建设委员会：《开发西北计划》，《建设委员会公报》，第16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7辑第566册，文海出版社，第316-317页。）直到1936年，据实业部调查，西北6省仍有荒地7364904亩。（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第199页。）因此，时人均积极主张移民西北，以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而最为国人称道的是西北丰富的自然资源。1929年10月，戴季陶在中央军官学校演讲时就说，“大家总以为西北是贫穷寒苦不过的地方，其实何尝如此，譬如新疆是无尽藏的财富之区，陕西、甘肃也是有将来开发不尽的财富”。（注：戴季陶：《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见戴季陶等：《西北》，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版，第6-7页。）邵元冲也曾说：西北决不象过去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穷苦，“现在西北所缺乏的，只是近代生活需要的工业品，而不是天然的原料，天然的原料，在西北可说是遍地都很丰富”。（注：邵元冲：《西北之实际与建设》，《革命文献》，第88辑，第240页。）就矿产而言，“凡新式国家，工业社会所需要之原料品，西北各省，莫不异常丰富”（注：何应钦：《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革命文献》，第88辑，第34页。），而陕西的石油，甘肃新疆的金、银，宁夏的盐，绥远的石炭及铁等，都极有丰富的蕴藏，年产总额可达3400余万元。（注：向金声：《西北资源的调查》，《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1936年2月。）据第四次中国矿业纪要记载，仅陕西煤的储量就达71950万公吨，占全国总储量的29%。就农产而言，亦十分丰富。单陕、甘、宁、青、新五省“每年产棉有二万四千八百余万斤，几占全国棉产总额之四分之一；产麻有五千四百余万斤，占全国麻产总额之五分之一；产药材有三千九百余万斤，占全国药材总产额之四分之一强，其他农家用品如麦及高粱等产额，亦颇可观”。就畜牧而言，西北的出产更为可观。五省“有羊一千八百五十六万余头，有牛一百四十八万余头，两者合计，几占全国牛羊总数之五分之三”（注：见刘汝璠：《开发西北之先决问题》。周宪文：《东北与西北》，《新中华杂志》，第1卷第11期。），羊毛年产可达420000担。（注：《建设委员会公报》，第17期。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7辑第567册，文海出版社，第221-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