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5-0054-05 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国人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宣传开 发西北的各种报刊杂志也相继创刊。各有识之士以挽救国家危机为己任，为开发西北纷 纷献计献策。在舆论界、理论界的推动下，中国自下而上地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南 京国民政府也制定了开发西北的计划，开始致力于开发西北。 对于民国时期的西北开发，学术界研究较少。近年来曾有学者发表文章，大都就当时 西北某一领域的开发与建设进行研究(注：主要成果有：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 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刘正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 ，《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等。)，而对于民国时期西北开发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对 于西北开发如何掀起、公众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有何影响等尚是研究空白。 本文从民国时期主要报刊杂志刊登的有关西北开发的文章，从公众舆论的角度研究民国 时期的西北开发问题，以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公正的 评价。 一 民国时期所称的西北是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六省，面积约占全国 的32%，人口仅占全国的6%，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1919年，孙中山撰写的《实业计 划》中就提出了开发西北的设想。他认为，“中国西北部之铁路系统，由政治上、经济 上言之，皆于中国今日为必要而刻不容缓也”。“尚有铁路与此等地方相通，则稠密省 区无业之游民，可资以开发此等富裕之地”。[1](p224)因此，修筑铁路、移民垦荒为 孙中山提出开发西北、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受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结构限制， 加上军阀混战的社会局势，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开发计划。对国情的估计不足，使孙中山 壮志难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不重视西北的发展，对西北人民的悲惨境遇和疾苦 漠不关心，所关心的是如何消灭红军的问题。正如时人所评，“为我国前途计，开发西 北、实为急务。可惜内政设施，及当局者之目光，均少注意及此，所以民生之凋敝，社 会之不宁，莫得根本解决”[2]。从1929年到1931年，整个中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西北地区更是天灾人祸不断，旱灾、冰灾、震灾、兵灾接踵而至，使得西北地区哀鸿 遍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丧失，华北亦将不保，日本亦现出吞并全中国的野心。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中国西北的边疆危机，国人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强烈呼声 。“因年来边地之丧失，总共不下数千万方里。国土日蹙……近之东北四省暴日之占据 ……国人以不少之感动，于是经营西北之声浪喧腾于人也”[3]。《边疆半月刊》第一 卷第四期上发表金鉴《开发西北的“人”与“财”问题》一文，也提到“当东北三省沦 陷时……开发西北的声浪便高唱入云”。“年来，国人困怵于边事人亟，外侮堪虞，于 是，举国一致有开发西北之议；国内研究边事之团体与书报亦风起云涌，竭力鼓吹”。 [4]《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当时著名刊物不断刊登宣传西北、研究西北的文章。 以开发西北为主要内容的报刊也大量涌现，以至于“国内市场上看见许多关于边疆的丛 书和刊物”[5]。1929年3月《西北》创刊，1929年4月《新西北》、1930年10月《新亚 西亚》、1931年11月《西北研究》、1932年5月《开发西北特刊》、1932年《边事月刊 》、1933年1月《新中华》、1934年《边事研究》、1934年3月《边铎》半月刊、1934年 9月《西北问题》季刊、1936年8月《边疆半月刊》等刊物纷纷创刊。这些刊物都以研究 西北、开发西北为宗旨。社会各界人士以此为阵地，纷纷发表评论，各抒己见、献计献 策，阐述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如何开发西北及开发西北应注意的问题等，掀起了持续多 年的开发西北的热潮。 二 从办刊宗旨和发表的文章看，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舆论界、理论界关于开发西北 的内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巩固国防、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极力陈述开发西北的重要性。资源富饶的西 北，早为帝国主义国家所觊觎。苏联出于其远东战略的考虑，极力想把新疆纳入自己的 势力范围，新疆与苏联的政治经济联系均超过与中国中央政府的联系。日本在九一八事 变占领东北后，也插手西北，制造分裂事件。英国更是觊觎西北已久，急想把西藏、云 南、川边和他们已占据的印度、缅甸打成一片，并在内外蒙古设立和记洋行，垄断商业 ，实行经济侵略。时人呼吁，“我国受国际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已经到了四面楚歌的时 候……为巩固国防，繁荣边地，杜绝列强侵略，开发西北非办不可”[6]。以前西北地 区“国人以内政未修，军事未平，无暇顾及，今因强邻逼处，情势危急，从事开发势不 可缓”[3]。《新疆半月刊》在其创刊号发刊词中表示：“本刊欲本其微志，努力于目 前救亡之途，使得促醒醉生梦死的国魂，发扬沟通民族的精神，使之整个团结在同一目 标下，御侮图存，群策群力，挽此浩劫。”为抵御日益扩张的日本侵略，为抗战做物质 准备，开发西北亦是当务之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人视经营边疆为挽救危亡 之要图。开发西部以开利源而巩固国防”[8]。“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 ，东南则警号频传……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 ”[9](p158)周宪文在《新中华》上发表《东北与西北》一文也认为，“东北业已版图 变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宜从事开发，巩固西防。即为 收回东北失地计，西北之开发亦为当务之急。盖在今日非有丰富之资源不足以做持久之 战争。华北各省民穷财困，赖以供给饷需实非易事。苟能开发西北则河套所属，正今后 之粮库所在，未容忽视”[10]。开发西北也成为《大公报》30年代现代化方案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1931年12月18日《大公报》在社论中明确提出：“中国对日必然举国一致为 长期的抗争，此即努力一切准备之际，尤其应加紧努力开发西北之时也。”社论呼吁全 国国民“从此一致注意西北之经营，有财者筹财，有力者输力”[11]。1932年国民政府 及中央党部一度迁至洛阳办公，《大公报》更从舆论上督促南京国民政府赶快建设西北 。后来，随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建设抗战后方成为开发西北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是，人们认为，“应择定西北为国防中心，用全副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做最后的决 胜”。因为，西北的“地理形势，可供做持久战，而减少敌人的侵略力量”。[12]此外 ，从国防上看，西北是东南的屏障。“东南沿江沿海一带门户洞开，一旦帝国主义者相 冲突，东南各省马上要受封锁的苦痛。假使不先经营西北根据地，那时举国上下根本再 不要想有退身之地”[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