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中日战争进入长期化之际，汪精卫一行秘密经昆明转往河内，12月29日发 表《艳电》，与日本12月22日的《近卫首相声明》相呼应，公然通电建议国民党“与日 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举国上下，讨逆之声彼伏此起。 但是，对日汪联手掀起的明显针对蒋介石及其主导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及宣传攻势，蒋 本人却没有立即对汪本人采取强硬姿态。 《艳电》发表以前，蒋在12月26日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讲话的焦点是痛 批近卫声明欲灭亡中国的本质，他说：“总观近卫的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 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于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 携等等的形式”，他进而意有所指地提出：“我可以断言，在这篇声明表现以前，世上 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祸，自他这个声明发表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明大义识事势的中国人 再存和平妥协之想了!”(注：《总裁驳斥近卫狂妄声明(1938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汪精卫卖国阴谋之总暴露》，1940年1月，第106、99—100页 。)但全篇讲话，没有直接提到汪精卫。此后数月间，作为舆论焦点之一的汪精卫及其 叛国问题一直没在蒋的公开言论中出现。 《艳电》发表后，蒋对《艳电》没有评论。在随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 上，又力主对汪留有余地，不下通缉令，并将因参与叛逃而逮捕的彭学沛释放，会议的 结果是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只是轻轻解除职务”。(注：《群众》周刊，第3卷第2期 ，1939年5月28日出版。)蒋的以上种种行为与当时激烈的讨汪浪潮相比，似乎过于轻描 淡写。 蒋随即继任了汪的国民参政会议长职务，但在首届参政会第3次大会时，他并未公开指 责汪；对汪为曾仲鸣之死“出于义愤”而发表的《举一个例》长文，亦无直接回应。 直到1939年10月1日，其时，汪精卫已经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六大”，蒋才在答中 外记者问中明确汪为“逆”，是“人人得起而诛之”、“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 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的“汉奸罪犯”。他表示：“余受国民付托，职在捍卫我国家， 汪逆受敌人指使，欲出卖我国家，予之地位，不仅应为本党诛此败类，更应为国家除此 元恶。”他还对天发誓：“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 永无宽恕赦免之理。”意有未尽的蒋介石甚至提出：“如其(指汪精卫)有天良发现之一 天，猛省罪恶，不欲玷污其祖宗与子孙，亦惟有自杀以谢国人耳。”(注：《总裁严斥 汪逆兆铭(1939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汪精卫卖国阴谋之总 暴露》，第119—120、122、120页。)与蒋此次几乎声嘶力竭的讲话相映成趣的是，此 前数月间，面对外间的种种揣测追问，他一次次选择了隐忍和克制，对汪的出走拒不公 开定性、表态。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对于汪的出走及投敌，蒋介石迟迟未表态的原因有三。 一 防范国民党内高层的分裂 汪精卫出逃之际，正是“中华民族空前未有之危局”。(注：蒋介石1938年12月21日日 记：“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指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 ，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转引[日]产经新闻撰， 古屋奎二执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本书翻译组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 页。)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悬殊、国际绥靖气氛使日本侵华气焰十分嚣张固然是促成这 种危局的重要原因，但民族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内高层的不团结，重庆政府 内部依然派系林立，权利斗争尖锐复杂，蒋不能不担心自己的阵营被日本从内部攻破。 汪精卫等人在与日方筹谋“和平运动”之初，极力对日方宣扬其“号召力”。出走前 后，他们之所以敢于在共产党问题上、和平问题上、国际援助问题上以及中央与地方关 系问题上一再对蒋发难，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内部高层之间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 重的歧异与纷争，上述问题也是蒋汪在汪出走前往来函电中共同讨论和关心的问题。这 些问题的潜在爆炸性，会不会因汪精卫公开站在对立面表态而引爆，是蒋介石无法完全 把握的。 事实上，在日本人眼中，汪精卫并不是唯一可以争取的高层政要。其军特分子的“谋 略”中，甚至包括被外间视为蒋的铁杆心腹的孔祥熙。档案显示，1937年11月，孔祥熙 即试图与日方联系，他提醒日本：“年来日人口唱中日共存共荣，而行事乃共亡共枯。 近来又盛倡反共，而行为反为造共，倘在(再)不悔悟，恐不仅自耗防共之国力，且促使 中国联共赤化，后患无穷，唇亡齿寒之意，甚望日本明达之士，注意及之。”(注：国 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孔祥熙关于妥协停战勾结反共致日本山本密电稿》(1937年1 1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 ”)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17—218页。)1938年1月，孔令侃向孔祥熙密报， 日方正通过各种渠道谋求和平。(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孔祥熙关于妥协停 战勾结反共致日本山本密电稿》(1937年11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 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23页。)福 建省主席陈仪此前也被媒体用12条证据指斥为汉奸。(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香港海外<呼声报>载‘通敌祸闽陈仪的汉奸罪证’》(1938年8月30日)，《汇编》 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29—234页。)蒋曾说过“政治家左手所做的事，右手 不必知道”，的确，汪精卫出走后，仍有人筹划以孔祥熙为中心与土肥原进行谈判，相 关传言不绝于耳。(注：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鲍观澄等报告以孔祥熙为中心与 土肥原进行谈判经过电》(1939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档案，《许性初关于报载 孔祥熙在重庆“国共会议”席上公开主张对日求和电》(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中央 信托局档案，《鲍观澄关于邀日本喜多来沪进行“和谈”情形与孔祥熙代表往来电》(1 939年9月21日、22日)，《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一)，第259—262、288、292 —293页。)而陈立夫、胡南湖等也被搅入混水。从上可以推断，当时国民党党内斗争远 比外界想象的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