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5-0089-08 近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相当关注县以下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但因为各地的情 况差异很大，而且有关资料极为零散，所以，目前对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研究 ，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注：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钱瑞升等的《民国政制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 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书都对民国初年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有所论及。但 在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情况可能有很大差别，以上论著不可能对各地的情况都作比较 细致的研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研究了河北 、山东若干县份乡村权力机构的情况。于建荣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 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和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研究了湖南、四川 某些村落的百年变迁，其中内容也与本论题有关。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乡村权力机构， 似尚未有专题研究著作或论文。)本文拟探讨民国初年(大致是1912——1925年)广东(尤 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希望对研究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 问题有所助益。 一 本文所说的“权力机构”，是指实际上而非法定的政权机构。按清朝的制度，最基层 的政权建立在州、县，到了民国初年仍是如此。1914年11月，袁世凯在褫职缉拿广东东 莞县知事王铭渐的大总统策令中提及“知事为亲民之官”[1]，就是民国初年仍把县作 为法定的最基层政权的反映。但在清末的广东，县以下的乡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士绅控制的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公局”；从督抚到州县官员，都认可公局的存在和权力( 注：关于清末广东的基层权力机构，笔者拟另文详细探讨。)。清末“预备立宪”时， 实行地方自治，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广东各地办理情况不一 ，有的州县是筹而未办，有的是公局改头换面，有的则把原来的团练地域划分为区。例 如顺德县在光绪末年分为10区，所依据的就是中法战争期间筹办团防全县10团的防区[2 ]。但无论何种情况，士绅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在清末的几年，由于绅权的衰落，再加上革命党人、绿林好汉的活动，在广东很多地 方，官、绅对基层社会已日渐失去控制。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独立”，建立了 由同盟会员领导的广东军政府。在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了数 量巨大的民军。这些民军，用胡汉民的话说，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 本队”[3](p46)，其人数曾达到148400人[4]，还不算那些没有在军政府领取军饷而未 列入统计的兵匪难分的队伍。民军的广泛发动，使乡村的士绅在革命高潮中普遍受到冲 击，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局、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这类机构。例如，顺德县乐从镇公局 曾经积极协助官府缉拿革命党人和绿林好汉，1911年11月初，几百名民军开到乐从，“ 向团保局驻扎，遍树党旗，各局绅逃去无踪”[5]。1912年5月，有人不无夸张地说：“ 自反正以后，从前士绅，即多遭盗贼蹂躏，逃亡殆尽；其未遭挫折者，亦以亡清头衔， 不足以慑服乡里，且鉴前车，不复敢挺身任事，于是地方办事机关，扫灭净尽。”[6] 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斗争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尽管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在1 902年已初步形成，他曾设想收复各地后，“则以军政府约地方自治。地方有人任之， 则受军政府节制；无则由军政府简人任之”[7](p278)。孙中山在1906年主持制定的《 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关于革命时期之地方政权，规定了每县设立一个“安民局”，有 局长一人、局员10人、顾问10人，“局员择营中人或地方绅士，顾问员皆以地方绅士充 之”[8](p304—305)，对县以下地区则没有提及。对珠江三角洲那些近百万人的大县， 这种“安民局”的设计未免脱离实际。从现有资料看，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各县并没有普 遍建立这种“安民局”。革命党在乡村原有的权力机构没有自己的人，他们所能联络的 ，既不是掌握权力的士绅，又不是占人数最多的农民，只是乡村的一些边缘群体如会党 、绿林。当革命高潮到来时，这些人可以在短期内纠合人数众多的武装，造成很大声势 ，但不可能帮助革命党把影响真正深入到乡村。当革命高潮过后，广东军政府由于军饷 无着，加上各界居民的压力，不得不大规模地解散民军，这些民军不少重新流落为匪， 于是整个广东的乡村地区更处于动乱之中。当时多数县长是同盟会员；胡汉民后来说过 ，广东90多个县，每年平均更换县长三次[9](总p618—619)，可见，广东军政府对县一 级尚能控制。但县以下广大的乡村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广东军政府共发行了约18 00万元没有准备金的 纸币，以广东3000余万人口，辛亥前后每年的外资总值接近2亿海关两，1800万元的纸 币应该不算很多。但纸币流通十分困难，重要原因是乡村地区拒用，结果纸币都集中到 省城，造成低折。(注：关于广东1911年前后的外贸额，参看陈华新：《近代广东对外 贸易史料》，《广东文史资料》第70辑；关于纸币低折，参看邱捷：《1912—1913年广 东的纸币低折问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中山大学学报论集 ，1994年。)广东军政府曾在全省实行大规模的“清乡”，直接的原因是要清除盗匪， 但从根本上说是希望把统治权力落实到乡村基层社会，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取得成功 (注：关于民国初年广东的清乡，参见邱捷：《1912—1913年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广 东军政府的清乡》，《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维持纸币和清乡的失败，很大 程度是因为革命党人在乡村地区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受他们控制的基层权力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