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3-0048-06 “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这次探 索从理性的认识出发，最终却滑向非理性的歧途。其中的复杂原因和深刻教训应当给予 深入的探讨和总结。 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与“政治统帅经济” 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 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内主要矛 盾的变化，党和国家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生产力。顺着这一思路，毛泽 东在1957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会议上讲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明确提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 建设。遗憾的是，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 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在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 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把社会主义革命结束的时限大大推迟了。 但到了1958年初，毛泽东的注意力又回到建设上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中明确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 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这里所谓“技术革命”，可以理解 为经济建设的同义语。工作着重点转移思想的提出，说明反右派斗争尽管促使毛泽东提 出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并未使毛泽东离开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充满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 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P，350)难道能说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不是出于理性的认 识吗? 那么主观上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后来为什么又走上了忽视乃至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非理性轨道了呢? 从指导思想上找原因，“政治统帅经济”或曰“政治挂帅”的思想在当时起了负面的 作用。 笼统地讲“政治统帅经济”或“政治挂帅”似乎并无不可。问题是在于这种提法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特定的内涵。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提出：“从1958年 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 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 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2]这段文字清楚地阐释了“政治统帅经济”或曰“政治挂 帅”的内涵。所谓“政治”概指“思想、政治革命”，它与“技术革命”即经济建设的 关系是统帅和士兵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政治挂帅”，也就是思想、政治革命挂帅 ，也就是阶级斗争挂帅，处在“君”的地位。中国有句古语叫“君为臣纲”，因此阶级 斗争也就成了其臣属——“技术革命”的纲。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概 源于此。 由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是阶级斗争挂帅，“大跃进” 运动不能不偏离理性的轨道。表现之一是过去搞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经 济建设，在各个领域大搞群众运动，尤其是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场面极为壮观，几千万 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表现之二是把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毛泽东批评周恩 来、陈云的反冒进为右派所喜，为右派言论。认为冒进为左派所好，为革命精神；冒进 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 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由于把经济建设方针的分歧上纲为马克思主 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就使得主张反冒进者三缄其口，按照经 济规律办事、稳步前进、搞好综合平衡的思想受到排斥。表现之三是试图以阶级斗争推 动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做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号召拔“白旗”，插红旗，彻底批判一部分富 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试图以此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进一步鼓足 人们的革命干劲，从而带来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由此可见，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政治挂帅”与工作着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在 “大跃进”运动中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又相互背离。这是导致“大跃进”运动走上违 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非理性轨道的根源。 二、“以苏为鉴”与回归革命经验 “大跃进”的发动，从主观上讲是为了超越苏联模式，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 度建设社会主义。对于这种愿望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一五”时期，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较多地搬用了苏联“老大哥”的经 验。这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问题。毛泽东对于照抄苏联模式很不满意，1955年底他就率 先提出要“以苏为鉴”。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存在问题的揭露，使毛泽 东进一步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 路，你还想走?”[1](P，23)从而正式向全党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党围绕这一任务提出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卓见。如“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 新经济政策”；“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的经济建设方针，等等。应当说，这些探索成果已经在一些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这 在当时苏联模式影响极其深广的年代，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