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中经“福建事变”，到193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华南地区成为反蒋的主要基地，并一度形成了国民党内部颇有影响力的广东一西南派。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加紧侵华的步伐，在集中主要力量实施华北政策、发动华北事变的同时，从其对华政策的全局出发，也关注、介入了华南地区的反蒋运动，从而基本形成了其华南政策。与华北一样，在华南地区的中日互动中形成的“华南问题”，是“七，七”事变以前中日关系和民国政局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当时国人“均集中视线于华北问题，而漠视华南问题”（注：参谋本部：《日本侵略福建之阴谋》（1936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页。），这一问题并未引起重视（注：关于此时华南的反蒋运动，“两广事变”后有一小册子进行过简单记述（威达：《西南异动始末之回想》，国民印务有限公司1936年版）。此外，一般日本人对华南的关心也不多，1938年底日军侵占华南后日本有人说：“与朝鲜、满洲、支那相连的北方一线相比，我国国民对于南支那的关心一贯不多，不无遗憾。”（〔日〕大阪每日新闻社编：《南支那》，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1939年版，第1页））。 近10多年来，关于西南派的反蒋运动，我国学者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在其中提及西南派与日本的一些关系。（注：这些成果主要是杨天石先生根据哈佛大学及台湾所藏胡汉民档案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其相关论文收入《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及《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书中的第九、十章，也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进行过论述。陈红民先生最近的两篇论文《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和《“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主要根据哈佛大学所藏胡汉民档案，论述了两广与“福建事变”的关系以及胡汉民与日本的关系。另见邓正兵《论广东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学术研究》2000年第5期）。此外，在近10多年间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研究中，对于“七·七”事变前华南地区的抗日运动，也有所论及。但遗憾的是，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之第1编中，对此却未有论及。）但是，可能主要由于资料因素的制约（注：就中方而言，除了胡汉民的资料外，西南派特别是桂系的档案资料十分缺乏。《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一书之中日关系部分，仅收录了3份文件以证明日本对华南的侵略。就日方而言，则由于15年战争期间的重要档案被严重毁坏了，既不系统，也不完整；即使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外务省的相关文书，约有一半被烧掉了（〔日〕清水秀子：《〈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にっぃて》，《军事史学》第18卷第2号，1982年9月）。），对于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对华南政策，则缺乏应有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午版）的基础上，主要依据有限的相关日文档案资料，对此进行一些考察。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 1931年2-3月间，蒋介石因与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在南京软禁了胡汉民。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并促成了反蒋联合阵线的再次形成。1931年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28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此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反蒋地方实力派——广东派。 广东派此时最大和最主要的任务是继续组织与发动国内的反蒋运动。为此，他们转向日本寻求支援。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的请求，并表示要派人赴日本。（注：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下同），R.P69,PVM57，第16-23页。） 币原喜重郎外相于7月2日回电须磨弥吉郎，表示：现在与广东政府商讨将来问题，不合时宜；虽然广东政府未经日方承认，但对其强烈要求派代表赴日，也无异议。（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P69,PVM37，第24-30页。）日本未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对广东派的发展还在观望之中，但允许广东方面派员来日，又说明了它对于该派还有更大的企图。（注：陈友仁曾要须磨转告币原外相，他以汪精卫代表的身份与币原会谈。币原认为：作为帝国的外务大臣，与日本政府并未承认的广东政府的代表会谈，是困难的，但听取一下汪精卫的意见，对于我方也非常有益，特别是当时盛传汪氏正准备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他的一举一动，对于我方关系颇大。出于上述考虑，币原答复说他乐于陈氏来日相聚（〔日〕币原和平财团编著、发行：《币原喜重郎》，东京，1955年版，第458页）。）这是日本在南京政府时期插手华南的开始。 经过一番磋商之后，陈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于7月26日携刘纪文（化名“广田文雅”）、甘介侯（化名“南介吉”）秘密前往日本访问。至8月13日离日之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以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进行过多次会谈。其间，双方并未涉及日本承认广东政府、广东方面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具体问题，对于日本提供武器援助的问题，也只是泛泛涉及而未形成措施。（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P69,PVM57，第238-241页。） 据陈友仁回国后称，他此次秘密赴日的主要成果，是与币原外相进行的5次会谈。但现存日本外务省文书中，只有7月28、31日和8月3日的3次会谈记录，且主要是前两次。在这3次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方提出的要点有：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除一般性条款之外，还必须规定不侵略条款以及日中两国正纠缠或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与事项，其中须特别规定解决“满洲问题”，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确立日本国民（不论内地人或朝鲜人）在满洲的安定居住及和平从事商、工、农等职业的状态；上述条约须经中国国民的承认。陈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第172-1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