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3-007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新解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旋即，翻身农民还没有把新分得的土地“弄肥”，又进行了更加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孰曾想到，农民们合作社社员的身份没有维持多久，便又“进化”为人民公社社员，投入“空前绝后”的“大跃进”运动。50年代的中国农民，真是“经风雨”、“见世面”；50年代的中国农村，确实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民面对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经历接连不断的“运动”，身处不断翻新的经济生活之中，不能不有所思考，必然会有所“因应”。正因为此，5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思潮，相当丰富多采。我们把与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生活有关的思潮，视为社会经济思潮，加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很有意味。 一 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触动了农村中各阶级、各阶层。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土改运动集中斗争的对象，威风扫地；翻身农民扬眉吐气，认识到“地主不斗是不老实的”（注：刘瑞龙：《关于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解放日报》1951年3月19日。）这一普通道理，增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05页。），在农村广为流传，这既是被斗地主发自内心的哀叹，也反映了广大农民从封建地主被斗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中认识到搞封建剥削绝没有好下场。这一思潮使翻身农民在发家致富过程中或发家致富之后，轻易不敢搞封建剥削。 分得土地的农民，从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带着浓郁的纯朴情感的心声：“翻身全靠毛主席，翻身全靠共产党！”“穷人翻身”，“土地回老家”（注：李俊龙：《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人民日报》1951年2月10日。），全靠共产党、毛主席的“恩典”。翻身农民认识到，“地也得了，气也出了，要永远翻身，只有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照毛主席章程办事”。感恩思想直接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土地扎了根，生产更有劲”，“农民获得土地和生产资料后，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注：刘瑞龙：《关于华东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解放日报》1951年3月19日。）。这也说明，给生产者以切切实实的利益，是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最有力的杠杆。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强调，在土改运动中和土改之后都要“着眼于生产”（注：《刘少奇论斯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号召农民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土改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劳动光荣”，成为最时尚的口号。农村中形成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良好氛围。农村经济复苏，农民自发倾向必然出现，加上保存富农经济、允许雇工剥削政策的影响（农民害怕出租土地的封建剥削，不怕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农民自发势力便自然而然地有所发展。“发家致富”成为被大多数农民所接受的“口号”，它既是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动力，也是农民恢复发展生产所追求的目标。“发家致富”，集中反映了小生产者追求摆脱贫困、渴盼走向富裕的良好愿望和思想积淀。土地改革后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新形势下，“发家致富”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因此很快便形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农村社会经济思潮。“发家致富”思潮，助长了农民自发势力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农村土改之后，农民出现“中农化”倾向的原因之一。但它也会促使农村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变成贫雇农”。正因为此，一些共产党人对农村自发势力十分担忧，提出：孤立的“发家致富”的口号是不对的，农民“中农化”口号“不恰当”（注：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东北日报》1951年3月2日。），并试图阻止、避免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刘少奇对这一观点和做法提出批评，毛泽东则明确表示赞同这一观点，支持这一做法。 在“发家致富”思潮影响下，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和农民干部不愿再做公众工作，只顾自家“埋头生产”，“发家致富”。《新湖南报》和《人民日报》为此开展“李四喜思想讨论”，以湖南省“农民干部”李四喜为翻身后埋头发家的典型，进行思想上的批判。李四喜是一个贫苦的雇农，土改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被培养、提拔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土改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胜利果实，还娶妻生子。土改完成后他不愿再做“革命工作”，要求回家专门搞生产，以便能像其他农民一样“发家致富”。上面的干部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做革命工作，他竟急得哭了起来，说：“我一生受苦没得田，现在分了田，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干革命干什么？”（注：龙牧：《〈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9月26日。）许多文章都指出，李四喜思想在农村干部中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批评这是一种小私有生产者的狭隘、自私的落后思想。其实，这恰恰是发家致富思潮在农民干部队伍中的自然流露和必然反映。当然，农民毕竟是小私有生产者，狭隘性乃是其天性，发家致富的追求往往缺乏远大的宏伟目标，极易产生满足情绪。“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广大翻身农民实际追求的发家致富目标。在可耕地有限、人口众多、小生产成汪洋大海之势的中国，要达到并保持“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状态并非易事，这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梦寐以求却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境界。因此，批评这种思想是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实际上蕴含了中国式小生产者“发家致富”的思绪，也有着进取向上的激励作用。 当然，小生产者的“自满”心态，尤其是低层次满足情绪，制约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如东北地区一些农民抱有“粪已上足了，粮已打够了，到份了”的生产到顶的想法；山西川底村农民“早起圪塔地蔓（即玉茭饭和山药蛋），晌午老瓜（南瓜）焖饭，黑夜豆面稀饭，行了”（注：范长江：《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日报》1952年3月21日。）的低层次满足心理，都不可能使农民有更大的进取和作为。而且，小生产方式毕竟限制了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的发展。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一些上升较快的农民，开始感到再向前发展的道路不宽，产生发展无门的苦闷。“孤树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便成为许许多多单干农民的共鸣；“互助力量大，土岭能搬家”，被广大农民“体认”（注：李鹤群：《互助组》，《长江文艺》第4卷，第3期。）。这一思潮更具有新的时代精神，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社会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