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3)02-0069-04 一、浙江“二五减租”与国民党浙江地方党政纠纷的爆发 “二五减租”运动自1926年从广东开始，由农民协会执行，其后湖南继之，而实行“二五减租”的具体正式条例，则是在1927年7月议定的。湖北也曾于1927年8月，由省令颁行“二五减租”，后于1929年3月6日，经湘鄂政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废止。江苏于1927年12月经省令颁布减租办法，1928年又颁布减租暂行条例，对于1927年的减租办法多有所修正。大革命失败后湘、鄂、苏等省均相继颁布了减租法令，但往往是多有减租条例而无具体的实际行动。不是命令停止，就是被无形搁置了。惟独浙江有所不同，无论就其推行的范围、推行的时间，还是减租的成效，都是其他省份所不可比拟的。 1927年11月，经浙江省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本省1927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并由省政府以民字3989号通令各县，减轻租佃25%。浙江的“二五减租”运动由此发轫，并迅速进入兴盛时期。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其兴盛局面：“于民国十六年实行减租之时，有如青天霹雳，骤然而来，唯时革命空气，充溢宇宙，大有反对减租，即反革命之感，业主则早被土劣之名，不敢出头露面，为个人权利而抗争，佃农缴租，悉凭农民协会之决定，其能理解当时的办法而照数缴纳，实不多观。此时之农民，气焰嚣张，不可向迩。而当局维护之切，亦前所未见。”“至民国十七年，政局稍见安定，业佃渐知减租为何事，因之纠纷叠出，撤佃者有之，当局为彻底解决问题起见，特设县佃业理事局，办理其事，年支巨额经费，使职有专责，以示当局之决心。故十六七年，称之为‘二五减租’兴盛时期。”[1](P67-68) 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推行，一方面增加了佃农的收入，导致了地价的跌落；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大量的佃业纠纷，业主的地租收入和地方政府的田赋收入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有鉴于此，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以减租以来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佃业纠纷影响社会治安为由，经省政府主席张静江提议，于15日省政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取消“二五减租”的议案。而浙江省党部则以省政府该项决议违反政纲为由，在省党部第二次常务会议上，函请省政府将该项决议案提出复议。省政府则复函不允许复议。省党部乃于第四次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函复省政府，不承认此项决议；同时呈请中央，对于“省政府不遵总理遗教，违反党义政纲律令，以使浙江千余万农民入于绝境之取消‘二五减租’之决议，迅予纠正”。[2]自此开始，浙江地方党政纠纷在“二五减租”取消案的诱导下，一触即发。 二、1929年浙江党政纠纷的表现 由取消“二五减租”议案引发的浙江地方党政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减租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关于取消减租的理由，省政府认为，“二五减租自实行以来，不但政府税收逐年减少，就是佃农本身，也没有得到多大的利益”，并且因减租问题，而发生的纠纷迭起，佃业双方均受其害，“洵属有弊无利”之举。“减租乃为消极的政策，农民的福利决不在于消极的减少负担，乃在于积极地增加生产，各县现在不分佃农与地主，俱是贫穷，与其以小贫补益大贫，而使政府收入减少，不能发展有利的建设事业，毋宁暂将减租办法取消，集中财力增加生产，才能比较有利于农民，况且减租只有江浙两省试办，此外各省并不一律，即广东亦尚未实行，江浙试办结果又如此，所以省府决议暂行取消。”[3]在省党部看来，“二五减租”乃为本党遵循总理平均地权的遗教，而实行的扶植农民政策之一，本省施行减租的办法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已获得了显著的成效。近两年来浙江省的农业经济“较他省安定”，“自耕农逐年增加，农村小学学童之激增，工商业以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等，皆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取消减租势必引起“各地贪污豪绅之益肆凶惮，贫苦农民之剥肤及髓，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之繁多，社会各阶级之趋尖锐化益加仇视斗争，以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为此，浙江省党部在呈请中央的公函中，严厉指出，此举如若不能迅速给予纠正，“则本政党之所谓主义，所谓民生，将毋如屠人念佛，为本党政敌所讪骂鄙笑，本党同志所疾首痛心，党国之威信之无存，总理之遗教安在”。各地方党部尤其是萧山县党部为此进行了据理力争。[4](P163) 其二，党报被查封。1929年4月29日，杭州《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嘉兴中行被匪洗劫》的社论，说嘉兴城内中国银行遭到抢劫一案，是贫富不均，贫民铤而走险的结果。社论同时还把这一事件与政府取消“二五减租”联系了起来。指出：“我们自然联想到省政府最近取消‘二五减租’决议案了。我们敢说这种违背党纲、昧于时势的设施，实不啻为将来的不幸事件散布下多量的种子，嘉兴的劫案很可以拿来作相对研究的资料。”[5](P136)此文一出，激起了轩然大波。浙江省政府认为该报社“牵强附会，抨击政府，蓄意鼓动风潮，有害地方治安”。[6]故此，浙江省政府命令杭州市公安局，于1929年4月30日下午4时，突然派武装警察多名至浙江省商科学校，将浙江候补监察委员兼《民国日报》主笔胡健中强行拘捕，下午7时，复派武装警察三十余名，荷枪实弹，将日报社包围搜查，取去一切稿件。[7](P6)此后，省政府一方面勒令该报自5月1日停刊，另一方面将胡押送中央宣传部听候处理。后经过中央的调解，胡健中在被押送到南京的第二天释放，杭州《民国日报》也得以复刊。尽管如此，由于《民国日报》直辖于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是浙江省地方党部的机关报。该报社主笔和经理的人选，又必须由省党部宣传部部长提名，交由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通过委任。因此，《民国日报》的查封以及身为省党部候补监察委员报社主笔的被捕，无疑成为浙江党政纠纷中的一幕闹剧。[8](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