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3)03-0199-03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抗日救国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此，学术界已有大量著述，且基本形成共识。但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评价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与行动仍需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就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实现联共抗日的途径作进一步的探讨，以寻找其对当代人的启迪。 一、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基础 爱国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基础。幼年时他就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崇拜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敬佩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从青少年起，他目睹军阀混战，外敌凌辱，山河破碎，称自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狂”，决心为了祖国“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能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以民族大义为重。张学良步入军旅后，虽然早年随父参加军阀混战，但他深切感受到内战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民不聊生，满目疮痍，从而萌发了反对军阀割据，力主和平统一，力主和平建设，“息内争，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 “息内急，御外侮”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突出表现，也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从张学良从军的经历上看，他虽然是一个军人，同时也是奉系军阀中主要成员。但他从军后既不愿当军阀，也不愿参与军阀战争。这正如他在1924年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所说的：“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阀，固不仅向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1]。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和奉系集团的主要将领，他虽有上述主张，却不能阻止奉系穷兵黩武，且还要冲杀在战争的第一线，这使他处于极端矛盾之中。他为阻止战争的继续，在对抗北伐期间，适时把握时机向其父进言置兵息争，他主张“撤军息争”，与蒋介石“息兵言和，一致对外”。他还说：“我们今天打的这个仗，到底为了什么？今天跟这个打，打过之后又好了，明天又跟那个打，没有任何目的嘛。这个孽是谁造成的，是谁给老百姓造的孽，那就是我们啊”[1]。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张学良还不能对中国近代社会有很深刻的认识，但他已清楚地认识到军阀混战是误国害民的。因此，他公开表示自己不愿做军阀，更反对军阀混乱。 二、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进步爱国的伟大壮举，也是张学良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转变的开始。虽说学术界对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评价说法不一，但在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是张学良的惟一选择。因为“东北易帜，其本身求统一、求抗日的历史趋势，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做出的第一件有深刻影响的大事，是他一生中最令人称道的爱国壮举之一”[2]。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其主张是和平建国、发展经济、推广教育、收束军队、建设东北、抵制日军侵略。由于此时张学良对共产党与红军缺乏了解，曾追随蒋介石参加“剿共”的内战。然而，实践使张学良认识到，共产党不仅是消灭不了的，而且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从而萌发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并积极探求联共抗日之路。 1935年10月末，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张学良悄然来到上海，与老友杜重远密谈。他说：“我过去到意大利，学法西斯，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所以一心不二地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跟着蒋介石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我觉得过去的想法、做法错了，今后真不知该怎么办”[1]。张学良在上海期间，同许多朋友、部下商讨了联共抗日的问题。他说：“原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看来，则是非抗日不能统一”[1]。在这期间，杜重远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东北军的主力集中在陕西、甘肃的情况下，大西北地区的各主要实力派，有条件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杜重远认为西北联合的关键是联合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同意杜重远的意见，但却顾虑共产党不与他合作。对此，杜重远着重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张今后只要决心走抗日这条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他合作，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 三、张学良联共抗日的途径 张学良在与杜重远会谈之后，立即采取措施，积极寻找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途径。一是通过李杜寻找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1935年12月中旬，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李杜自从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就同共产国际有联系，回国居住上海后与中共和进步人士有往来。张学良向李杜表示他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商谈这个问题，他委托李杜寻找中共的关系。同时张学良还希望抗战兴起之后，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因此他要求李杜沟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这是张学良寻找共产党关系的第一条线索。二是通过东北军在前线和红军接触寻找共产党。他派密使67军军长王以哲在陕北前线设法和红军取得联系。 在张学良布置寻找联共抗日途径的两条线索中，最先打通关系的是陕北前线。使者是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高在榆林桥战役被俘后开始很顽固，后来通过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和对他谈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谈蒋介石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的企图等，使他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主动提出愿意说服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中共中央同意了高的请求。1936年1月初，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先后面见王以哲和张学良。他向张学讲述：共产党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可靠的盟军，如果张愿意合作，他们可派正式代表前来谈判。这正是张学良所希望的。他当场指定高回苏区请共产党派代表到洛川面谈。1月20日，红军代表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会谈。李克农向张学良说明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主张。张学良表示：南京方面同意建立国防政府的颇不乏人，只要中共确有团结抗日的诚意，他愿意为此而奔走。至此，张学良终于和中共联络上了，这是张学良和红军的第一次接触，彼此了解了对方的态度，意义是重大的。随后，张学良积极谋求与中共进一步建立合作关系。3月初，张学良与李克农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并提出两条意见：一是为什么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二是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或周恩来亲临肤施（即延安）以便商谈救国大计。对于张学良的意见，中共中央在3月下旬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3月29日发表了由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签署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的主张。这说明了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已引起中共的重视，并列入他们的考虑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