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2-0092-05 邵力子于1931年12月至1933年5月任甘肃省主席，实际主政为1932年5月至1933年1月，仅9个月时间。关于此段历史，朱顺佐著《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在“主持陕政”一节下，有一小段提及：王劲著《邓宝珊传》（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亦简要述及他“和邓宝珊合作治甘的军政举措”。邵氏在国民党中枢历任要职，为中央大员主政西北省份第一人。主政时间虽短，但透过邵力子与甘肃政局的关联，可窥见甘肃地方情态、国民党中央政权对西北的认识水平、统治策略以及控制能力，有必要作深入探讨。 地方势力勃兴与中央权威缺失 邵力子为老同盟会会员，长期主持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1925年到广州，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要职。1931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他坚辞不就[1]，并多次请辞，曾“推贺耀祖自代”[2]，均不获批准。 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颇耐人寻味，当时即有人表示疑惑：“邵君在中央久任要职，人皆知为一文士之吏，方今各省军人兼政局面中，凡国人莫不视为新奇。”[3]国民党中央政权此一举措，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不能允许在西北形成新的对抗中央政权的实力派别。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出其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西北地区，但此时国民党中央政权无力且无心经营西北，乃拟借重西北回族实力派的力量，稳定西北政局。不料，吴佩孚借“雷马事变”[4]之机，以调节“甘事”名义抵兰州，甘宁青新川等省军政长官联名通电，敦请吴佩孚“主持对外军事，为政府外交之后盾”[5]。蒋介石惟恐吴借西北地方势力东山再起，因鞭长莫及，遂命杨虎城“负责调节”[6]。杨派孙蔚如师入甘，打败雷中田，进驻兰州。蒋不得不利用杨虎城的力量驱逐吴佩孚，却又对其加以防范，仅给孙以职权不明的“甘肃宣慰使”一职[7]，随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其用意十分明显，即阻止陕西的势力形成难以驾驭之局。其二，邵之被赋此任，亦与“日寇深入，政府西迁，开发西北之呼声，因之日高。中央之对于甘肃，自然不能再如秦人之视越，漠然视之，任其破坏”的历史背景有关[8]。 邵力子任命之时，甘肃境内有甘军、陕军、宁军、青军、川军等，可谓军队林立、派别各异。以军队为核心的地方势力割占地盘，分割政权，国民党中央政权虽被奉为正朔，但其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权威远未确立，地方势力的军权大于地方政权、党权乃至中央权威。军权干预政权最为集中的体现，为“拨款制度”。所谓拨款制度，即是由省政府财政厅指定某行政区域作为一支或几支部队（间或有行政机构）的财力供应地，由驻军通过县政府提取财政厅划拨数额的款项。拨款制度是怎样起源的呢？原来，“甘肃地瘠民贫，向为受协省份，民国肇建，协款告绝，收支已属不敷；自民国十五年后，变乱相寻，军费膨胀尤巨，省库负担，达千余万元；司度支者，无法应付，乃借拨款为一时应付之计”[9](P26)。本来，这种做法是省政权对军权不得不作出的让步，难免授予军队干预地方行政之机会，而且，拨款制度“历年既久，百弊丛生，受拨机关，往往借口提款无着，自由就地征发。而各县支应提款人员招待等费，亦悉数向民间摊派。人民额外负担之重，几十百倍于正供。至各县长拨预征就地借垫之款，更无法统计，财政紊乱，无逾于此。”[9](P26) 邵力子对甘肃军政、财政的混乱情形有深切了解，此乃他屡屡辞职的缘由。他说得很明白：“甘省财政困难，发生不统一现象，非俟中央有整个整理西北计划后，无法前往就职。”[10]“如中央对甘酌有协济，则尚可为”，否则“势必束手待毙，纵令个人捐糜踵顶，亦于大局何所裨益”[11]。虽然得不到中央的有效协助，但是邵力子终于觉得，“如不去，人家说我是畏难，去又于事无大补益，然敢于说，本人若不去，情形将更坏，故决定去看看，如无大困难，自然长久工作下去”[12]。由此可见，邵力子对将要处于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威之间的艰难情状，颇有透彻的洞见；同时对中央法统的权威作用，仍抱一丝信心。 军政举措与军队掣肘 邵力子主甘的基本策略，为稳定政局，渐求进步。他说：“必须以相当的时间，循序渐进，求治绝不能过急。”[13]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统一军政与财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键则在前者。能否实现军政统一，他心中无底。因为“环境困难，及事实上的阻碍”，他对“将来在政治上工作如何，此时实不敢预说”[14]。 邵力子与邓宝珊试图缩编军队。邵氏没有军职，在军事上与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颇能合作。邓为甘肃人，对地方情形熟悉。[15](P89-97)到甘肃伊始，即由邓宝珊出面，筹备召开军事会议，“拟请军整会邀回、汉、番军领袖为委员，彻底整理全甘军事”[16]，并设想会后由驻甘绥署派军事委员，赴各师旅点验缩编，军费照现额减四分之一。[17]但是，缩减兵额，并非易事。邵力子说，“讲到裁兵，困难更多，凡是带兵的人，总不大情愿减少自己的军队”，“所以实行极感困难，非我们继续努力去做不可”[18]。这个任务似乎有一定成效，1932年11月，他讲到，“甘省军队原数为九万五千人，现减至八万三千人”[19]。 减少军额另外一途，在调离陕西与青海“客军”。对于客军调回原防，邵力子慎重行事，更多地借助地方民意与中央权威。1932年10月，他向国民政府主席转呈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代电，要求调离外省驻军：“中央将甘肃所有驻军调回原省驻扎，或调往剿匪抗日，只留一师，俾资镇卫，以省过量军费，而维现状，以减轻人民痛苦，而解倒悬”[20]。这应该也是邵力子本人的意愿。 西北地方实力派，对中央政权采取“认庙不认神”的态度，一般不至于走到干戈相向、公开对抗的地步。最低限度，亦承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对其不满意的政策，或阳奉阴违，或讨价还价，互相利用。对于邵力子要求调离客军的要求，陕西与青海的地方实力派虚与委蛇。青海马骏良等给马麟与马步芳的一份密电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点，电报说：“（邵力子）谓此次本意在使陕军开回原防，我军纪律严明，不忍一调，但系中央来电，甘州驻军不开亦可，惟河州兵多，可以陆续开回，至所需各费，设法筹拨等语，词极诚恳。职等意于开军事会议后，先将我河州驻军开回一二营，以表示服从中央，在各报传，则中央对我方自以诚意相结，其余部队不至再有移动。”[21]无独有偶，杨虎城驻京代表曾言：“至在甘之兵，不过一旅，杨主席曾商请调回陕西剿匪，邵主席未允，故仍留甘。”[22]从这里不难看出，邵力子在地方实力派的夹缝中，苦心孤诣，委曲求全，至为不易。事实上，邵着力于陕军与青军的调离，在不同场合表达不愿青军或陕军离境的说法，只是在自己不具军事实力的情形之下所运用的策略而已。11月15日，筹备已久的军事会议终于召开了，会议的提案中有“驻甘客军分别撤回案”[23]。但是，很多实力派头面人物并未与会，仅派其代表参加，在缩编军队方面未有任何成果。地盘是地方实力派自雄的根本所在，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