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唯孙马首是瞻，无论是在领导权或是在理论权威性上，党内没有人敢于超过孙中山而凸现自己。那些舞文弄墨的国民党文胆们，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只不过埋头于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做进一步的诠释工作而已。但到了1926年，国民党进入蒋介石时代以后，由于蒋氏长于行动的特色，使其在理论上显露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出现了多种理论派别，他们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继承者自居，并对之加以大同小异的各自解释，演变成为不同的“三民主义”理论流派。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些论说成为蒋介石时代国民党思想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蒋介石不算是一个理论家，在他一生中所崇尚的是“行动高于理论”的原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力行主义”。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内，先后由他的秘书陈布雷等人代笔，按照他的意图，对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多次进行了修订和阐述，而蒋本人除了由他人代写的各种演讲稿、报告书外，并没有出什么自著的系统理论著作发表，其思想脉络，基本上都是体现在上述的这些演讲、书稿之中的。 在整个蒋介石时代，他在执政思想理论基础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只不还是在继承和阐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时，对其进行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修改与演绎，主要是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唯心主义的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与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嫁接，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消极成份扩大，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精神。其具体表现便是产生了具有蒋介石个人思想特征的“儒学化”的蒋记三民主义。 一、蒋介石个人经历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 蒋介石思想内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及个人经历的背景。 蒋介石自小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生。他的母亲王太夫人是一位生性要强的中国传统式妇女，因为自己身为女性，为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所迫而不能有所作为，又加上早年丧夫，她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对蒋介石从严要求，倾注了全部的希望。在母亲的压力下，蒋介石虽从小顽皮不驯，但也被迫读了不少的传统经书典籍，从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影响，在他的思想深处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意识的根基。这从他成年以后对传统儒学的提倡、发动“新生活运动”以及竭力倡导忠孝仁爱、四维八德的封建思想中可以得到证实。 与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蒋介石的幼年，也是从读“四书五经”、“诗云子曰”开始文化启蒙的。他的老师便是故乡浙江溪口镇上著名的汉学家蒋谨藩。他师从蒋老先生读《大学》读《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91页。）在不知不觉中便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浸淫。当然，这时的蒋介石学习目的只是为了给将来参加科举考试打下基础。 进入青年时代后，蒋介石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与其他激进的革命青年一样，他曾在一段时间内对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嗤之以鼻，说它们都是些“腐朽的空论”。蒋介石自己曾回忆说： “我到18岁的时候在箭金学堂，顾葆性（即顾清廉）先生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当我读到这两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看到‘天子’两个字，乃以为《大学》一书，不过是讲忠于帝王和如何统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论，觉得很讨厌，便从此丢弃不愿再读了。”（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91页。） 但是，又过了10年之后，蒋介石却在那本《大学》的影响下，完成了他的人生观的确立： “到28岁的时候，总理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将它彻底研究之后，我更体会到这部《大学》，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军事哲学。后来再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其深切的道理。于是我的人生观，乃由此建立，亦可说我的革命人生观，在28岁时，就确定了。”（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第96页。） 这一段自述，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蒋介石在青年时代思想上转变的过程，在他成年后，革命的思想已渐渐为守旧的思想所代替，回归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框架内。 二、蒋介石思想理论基础来源 （一）蒋介石思想基础来源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大学》 《大学》一书，原为我国古代战国秦汉间儒家论说及解释礼制的丛书——《礼记》中的一个篇章。在以后600年间，历代儒教理学家对之进行了考注补充与推崇吹捧，使之成为与《中庸》齐名的儒家经典著作，其地位凌驾于群经之上。由于《大学》已被孔孟之后的一代名儒思想家、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推崇到了“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高度，因此在占据中国传统主流的儒学圈内，这本书被认为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做事，如何成为一个知书明理、有高尚道德品行修养的人，特别是如何统御他人方法的一部人生及政治教科书。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他最崇尚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四书”之一的《大学》。 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中，蒋介石对《大学》的赞誉评价最高。他说： “我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第95页。）“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因为《大学》是科学的，所以我说《大学》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大学’。尤其是《大学》的第一章，乃为世界上最早的科学理论，亦即科学的祖宗，或者说是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其实《大学》一书，不仅是讲基本科学方法之科学的祖宗，同时更是我们中国正统哲学之唯一宝典”。（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蒋介石：《为学办事与做人的基本要道》（1935年2月1日），〔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第949页。）“‘大学’为做人做事成功立业之大道，所谓做人的道理即在‘大学’之道。”（注：蒋介石：《大学之道》，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