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3)02-0120-05 大跃进的发动，直接源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决策。有人说刘少奇“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或者从1958年就开始“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2]然而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判断值得商榷。 一、刘少奇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少奇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在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劝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3](P731-732)事实上，刘少奇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实施。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少奇借谈妇女解决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两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两百多人做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在同一场合，刘少奇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4]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可能是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刘少奇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5]刘少奇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他还解释报上之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刘少奇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他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6]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观点，刘少奇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8]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9]这事实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10]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刘少奇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毛泽东。这时的刘少奇，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个大公社。 二、刘少奇与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于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此后，大跃进的车轮便继续前行。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11](P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