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7 文献标识码：A 正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两国的结盟曾对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一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不过，尽管这种影响显而易见，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普通民众都有切身感受，很多学者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提到过，但学术界、理论界却未能认真系统地作过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有鉴于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此作一番探讨。 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然而限于篇幅，笔者只能就最重要的方面进行研究，而本文所论述的，则主要是中苏关系恶化，尤其是中苏论战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终于完全恶化的中苏关系，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政治，即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召开、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之前，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新中国的领导人不断地强调，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应以苏联为榜样，并为此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政治思想方面当然也是如此。从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到如何建立新政权的各种机构，从基本原则到各种具体制度，新中国的领导人无不考虑苏联的经验，很多方面甚至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对内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与苏联相同，它所表现出来的优点和弊病，也和苏联差不多。 然而，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之间开始在政治上产生分歧。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开始对苏联的经验进行“反思”，目的当然是要以苏联为鉴戒，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值得一提的，正是这种由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而开始的、此后又伴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断继续进行的“反思”，逐渐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中苏关系的演变与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等的发展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初的“反思”面很广，包括政治思想、经济建设、外交政策等各个领域。仅就政治思想方面而言，“反思”是围绕着斯大林问题逐渐展开的。 苏共二十大以前，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心目中，斯大林是被“神化”了的，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的“圣人”。因此，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不仅在全世界掀起了“千层浪”，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不过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的心情是矛盾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注：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喜的是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表明苏共、苏联和斯大林并非一切正确，这有助于各国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又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会造成混乱。（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正是从上述基本看法出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不造成赫鲁晓夫的做法，并开始对此进行“反思”。 在“反思”的过程中，毛泽东考虑得比较多的，首先是从已经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指出，现在应当破除对于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了，应当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注：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他还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过其性质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斯大林不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常常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注：参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谈到斯大林另一个左倾错误时还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社会主义法制”，（注：参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内部矛盾的问题》。）如此等等。 总之，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要反对款条主义，反对照搬照抄苏联的一套，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外民主，要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等。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出了开展党的整风运动的决定，以期通过发扬党内外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正中共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显然，毛泽东在“反思”中所提出的上述看法和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意义的，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反思”中，毛泽东等还涉及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虽然认为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明确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曰“全盘否定”的做法。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所犯错误则是次要的：“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他虽然犯有错误，却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此，将斯大林“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必然引起混乱。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借斯大林问题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南斯拉夫的铁托等人公开批评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此事的看法又有所发展，认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帮助了对于马克思想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因此，毛泽东等在1956年底正式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修正主义”指的是以批判斯大林和苏联的错误为借口，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