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2)04-0078-(08) 在《俄罗斯研究》的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一边倒”，在浅层次上所表明的是一种外交政策，而在深层次上则意味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锁在苏联模式上，为此还专门阐述了苏联经济模式中国确立的过程（注：孔寒冰：《苏联经济模式是如何在中国确立起来的》，载《俄罗斯研究》，创刊号。）。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又进一步论及了苏联模式在中国确立的基本前提条件（注：孔寒冰：《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前提和表现》，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9月号。）。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实表明，不论是在外交方面，还是社会发展模式方面，中苏两党、两国不仅都没有能够真正站在“一边”，相反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积越多，最终导致相互关系的完全破裂。本文先将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与矛盾抛开，重点放在苏联模式是如何在中国被强化的，进而揭示出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以及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暗淡的光环——苏联模式的弊端 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及外交体制。我认为：这种模式就是马克思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注：关于斯大林模式问题，可参见马尔科维奇、塔克等著：《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程度。正因如此，在完成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主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在政治上排除了一切异己之后，1936年底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就标志着这种模式的最终形成。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苏联是世界共产党人的“圣地”，斯大林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五彩环绕，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竞相仿效的楷模。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和亚洲的中国等，在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之后，都纷纷仿效苏联实行五年计划（个别国家是六年计划），按着苏联的样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指出的是，战后初期都选择了政治、经济呈多元化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东欧各国，被迫接受苏联模式（注：参见［英］本·福凯斯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78～110页；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406页。）；而中国从一开始就主动地学习，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注：《新华月报》，1955年第3期。）。这样到了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在苏联本土已经存在了30年，在东欧也确立了起来（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少有些例外），在中国则正在确立之中（1953年才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高度集中和高度集权，可以在短期内高效地调动、指挥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实行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甚至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 不过，短暂的辉煌外表并不能消除苏联模式在产生和推广过程中先天的内在不足，即这些国家都不具备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产生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很落后（注：这里还涉及到了长期争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我认为：落后国家由于特殊的各种原因先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发展经济、建设民主政治任务，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差距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超越的，只能一点一点地弥补，赶上资本主义之后，才能谈得上超越。）。因此，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其中政治上的最突出。 第一，在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激烈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大搞肃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苏联30年代后半期连续进行了三次大清洗，50年代初又先后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间谍案件”，蒙冤者无计其数。东欧国家在反对南斯拉夫的情报局事件发生后，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蒙难者和受牵连者都是党员干部。上述这些几乎百分之百是错案！（注：参见［苏］尼.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建国以后，中国于1951～1952年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已存在打击面过大的问题（注：参见《罗瑞卿同志的发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第283页；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7页。）；1955年进行的肃反运动所造成的错案率则超过94%（注：参见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264。）；而株连无数，沉冤长达24年之久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更是地地道道的错案（注：参见梅志著：《往事如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万同林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个人迷信盛行。苏联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开始于1929年，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凌驾于党、国家和人民之上。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导所受到的尊崇和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大同小异。比如，在匈牙利，拉科西被歌颂为“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到处都是以拉科西命名的工厂、街道和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