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3)02-0088-04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自身生存而进行的一场自卫战争。为了坚持抗战，国民政府曾着手大力建设西部地区，使其能成为抗战的基地，承担起民族的重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西北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也对西北地区的社会风气、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影响，对国民素质的提升起了很大作用。 国民党政权对西北的开发建设开始于1935年，当时因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告急，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考虑对日作战和大后方建设问题。同年7月蒋介石在对日整体战略中提出：“以川黔陕为中心，甘滇为后方”。（注：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史概要》第二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第2版，747页。）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提出“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注：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一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104页。）这样西部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在西北规划了绥新、西兰、甘新、西汉公路，并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国营公路运输管理局。1936年又兴建了沟通西北与内地的九省长途电话工程。但因这一时期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后方建设进展极缓慢。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部的建设大规模推开，国民政府为了转运苏联军援和战时经济需要，对西北地区交通事业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当时以经新疆入甘转川、转陕的国际公路干线建设为主，辅以甘青、甘宁、陕川、陕鄂等省际公路，初步完成了西北地区公路干线网建设。并对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进行了扩充，营运车辆由1936年的124辆猛增到1939年的1240辆，（注：《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27页。）使西北的交通运输业得到了空前加强。在工业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工厂数量大增：据1942年统计，陕甘宁青四省有工厂539家，其中发展最快的陕西省由战前的78家增加到385家，（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辑，三联书店1962年版，97页。）甚至青海也建起了以马家官僚资本为核心的8大工厂；工业规模扩大：到1944年陕甘两省平均每厂拥有资本82.29万元（实缴资本），工人71人；（注：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编《后方工业概况统计》，转引自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16页。）工业门类也大为增多：水泥、玻璃、酒精、造纸等行业兴起，特别是重化工有了大的发展，甘肃1944年全省有机械工业34家（民营27家）。（注：《甘肃省志·机械工业志》，甘肃人民出版杜1989年版，5页。）在农业方面主要是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农牧业品种改良以及病虫害防治。抗战时陕西省先后修建了黑惠渠等一批水利工程，受益面积达210万亩。甘肃先后兴建大型水利工程13处、小型43处。新疆到1942年全疆水渠总长约36000公里。而在宁夏青铜峡等地设立了10个水文站，为灌区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国民政府还在陕、甘、宁等地成立了省农业改进所、西北羊毛改进所、耕牛繁殖场、种羊场、畜牧兽医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的成立对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无疑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商业上也出现了空前繁荣。据估计1942年甘肃全省私营商家约25000家，从业人员10万，总营业额28亿多，（注：陈鸿胪《论甘肃的贸易》，《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4期。）在陕西出现了三原这样拥有商户7300余家的商贸大县。此外，在文化教育、邮电通信等行业也取得了较大成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尽管有许多方面还很不完善，但毕竟是西北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对西北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对相对封闭保守的民众思想产生较大冲击，并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后的经济生活要求，实现角色的转变和自我的社会化，并同时带来了民众思想观念的整体变迁和精神面貌的改观，使其加速向着近代化方向迈进。抗战时期民众思想观念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风气的开化。社会风气属精神文化领域，主要涉及到知识、观念、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等问题。一般而言社会风气是一种非强制性约定俗成的群体行为规范，它与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相互配合、补充，调整着社会的各种关系，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风气虽属于非主流文化，但它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对社会整体的进步起推动或迟滞作用。因而一个地区社会风气开化与否，对当地社会影响巨大。而西北地区社会近代以来变迁极为缓慢，甚至在1925年国民军入甘时，兰州厅、道官吏仍依清制绿呢大轿，军官如同戏中武生。省城尚且如此，地方落后可想而知。在这种落后的主体文化影响下，社会风气不开，近代工业文明在西北成长艰难。左宗棠曾寄以厚望的兰州机器织呢局，命运多舛，百余万两白银办的厂子仅生产了三年。后时办时停，直到抗战被军方接管。创办于1908年的陕西制革厂也同兰州织呢厂命运相仿。至于在新政期间一度在陕西关中兴起的民营企业，也大都夭折在襁褓之中。商业在一些地方虽有相当规模，如甘肃省城兰州在抗战前有店铺五六百家，资本也有高达数十万的。但大都属旧式商人，经营理念落后，所得利润多用于捐官或投入土地兼并。农牧业方面更为落后，传统的经营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如“新疆虽以畜牧著，惜墨守成法，致品种日趋衰劣，每遇瘟疫动辄死亡千万”（注：杨赞绪《开发新疆实业之管见》，《开发西北》1934年1卷1期。）。青海藏区更为落后，农作物种收、畜群疫病均请喇嘛算定。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重心的西移，人们在改变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逐步改变着自身，大规模建设给西北的社会经济注入了活力，许多交通要道和重镇，不仅新式工商企业迅速发展，而且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工商致富，以土守之”的传统经营观念有了明显改观。如新兴的汽车修理业，到1945年仅兰州就有36家之多，其中民营达22家。（注：陈鸿胪《甘肃之国有工业及新兴工业》，《西北问题丛刊》3辑。）商业经营方式在外来商业影响下也迅速改变，许多老“字”、“号”、“房”开始改组，经营领域扩大，专业化加强，分工也较明确。据1942年对甘肃34县调查，共有商店1.3万家，其中兰州市有2095家，年营业额10亿多元，（注：陈鸿胪《论甘肃的贸易》，《甘肃贸易季刊》1943年4期。）民间投资工商业的热情从中可见一斑。在其他地区这种进步也很明显，如原商业基础较好的西安的各种商号增长了三分之一左右。在农牧业中社会风气的开化也很明显，除了诸如甘肃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青海西北畜牧公司等一些官办新式企业外，农牧民对一些新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尽管在许多方面还只是开端，但风气开化对农村社会的进步意义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