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运动过程，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客观存在。发展与衰落是事物存在、运动趋势的两种背向运动。城市“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个社会文明载体。因此，它与其他客观存在物一样，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同时，它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变的历史过程。城市的衰落从本质上讲代表着一个城市发展周期的结束。 综观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现状，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近代城市研究的专著和资料集达500余部，相关文章上千篇（注：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这些研究成果涉及近代单体城市研究、近代区域城市研究、近代城市整体研究、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研究，还包括近代中国城市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突破性进展等诸多领域（注：何一民：《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30、331、336、338、307页。）。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关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研究也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先后取得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某些研究已具有突破性进展。在此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状况略陈管见如下。 一、关于城市“衰落”概念的界定及其特征 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截止目前其研究成果甚少，所能见到、且较为全面地阐释这一问题的，仅有吴相利的《论城市的衰退与复兴》。吴文认为：所谓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衰退现象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在文化、社会、建筑及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停滞、倒退和衰减，亦或是在与其他城市比较过程中地位的降低等。”（注：吴相利：《论城市的衰退与复兴》，《绥化师专学报》第20卷第3期（2000年9月）。）他认为，城市的衰落现象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相对性与绝对性：一个城市如果其经济实力规模及人口规模数量在发展中减少了，这就属于城市的绝对性衰退；一个城市从经济及人口规模上看虽然都有所发展，但从区域内城市之间比较上看，由于诸种因素作用，其发展速度会低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速度，其在区域内城市中的地位作用下降，属相对性衰退。（二）暂时性与永久性：从时间上看，有的城市衰退只表现在某一个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在历经三、五年的建设后很快扭转了经济衰退局面，并在恢复了原城市发展水平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城市衰退表现出阶段性，如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受经济危机周期影响存在着周期性阶段性衰退现象；城市本身也因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而存在着阶段性发展问题，加之更为复杂原因的影响，使城市发展与衰退相交替进行。（三）整体性与局部性：城市的衰退有的表现在城市的全局，即整体性衰退，就是一个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衰退或因素全面衰退，导致城市全面衰退；有的城市可能只是某一方面衰退下去，更多的城市衰退是表现在城市的某方面内容上衰退，体现出城市发展过程中有规律性的新陈代谢现象。（四）突发性与渐发性：有的城市开始衰退时速度比较快，形成突变，使城市发展遭受巨大打击；然而更多城市的衰退是渐进性的，需历经十几年、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才能在渐变积累过程中产生较为明显的衰退现象，这属于渐发性衰退，它在城市中的反映是经常而普遍的。（五）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时城市的衰退是普遍的，涉及大量的城市同时发生衰退，城市人口规模大幅度下降、城市经济萎缩；在城市普遍表现出较好发展势头的情况下，也可能有一些城市受个别特殊性因素影响表现出衰退，这为特殊性衰退现象，它是由特殊性原因引起的。（六）可调性与不可调性：有的城市的衰退是可以进行调节减缓的；而有的城市的衰退从当时当地条件来看，则是不可以调节的。（注：吴相利：《论城市的衰退与复兴》，《绥化师专学报》第20卷第3期（2000年9月）。）此外，作者还对导致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衰落”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二、关于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宏观性研究 近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宏观性研究，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也取得了部分研究价值较高的学术成果。（一）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中，通过对近代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分析，用中外对比的研究方式，揭示出近代中国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内地城市发展的停滞和衰落。“即便少数通商口岸兴旺发达，人口仍难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并认为这是近代中国城市化严重滞迟的根本原因。（注：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431页。）（二）戴钧良在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研究时，认为：衰落“城市多是传统的手工业及商业中心，由于经不住资本主义入侵的竞争，或因商路的改变及新交通线的开辟，其重要性为其他城市所取代，因而相对衰落（注：戴钧良著：《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三）何一民在其所著的《中国城市史纲》一书中，通过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系统分析，对西部及内陆部分城市的发展缓慢、滞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1.僻居内地，交通不便，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薄弱，生产落后，资金不足，城市发展缺乏动力；2.政治混乱，军阀割据，内外战争不断，盗贼横行，城镇屡遭破坏；3.农村经济日趋崩溃，农民生活极度贫困，购买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不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农产品，限制了民族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注：何一民著：《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31页。）。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式，对近代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系统研究，该书中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到衰落城市问题，例如，在“交通与近代城市的盛衰”一节中，著者用了相当的文字和材料对华北、华中、东北、运河流域等地区的城市衰变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以说明交通与城市兴衰发展的密切关系（注：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84-798页。）。此外，在部分区域性和个案城市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衰落城市”问题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和某些结论也具有揭示全局性问题的参考价值（参见第三部分）。 三、关于近代中国区域性衰落城市的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区域性衰落城市的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其代表性成果及主要观点如下。（一）曲晓范和周春英在对“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对清末民初东北社会变迁的历史性分析，在详细考察辽河航运业衰落的主要成因基础上，以社会学的互动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揭示了辽河航运经济的衰败与辽河流域早期城镇带的解体和迁移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辽河航运的衰败对区域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导致了辽河流域大约半个世纪的逆城市化变迁。（注：曲晓范、周春英：《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二）梁家贵在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析后认为：近代中国城市不仅分布不均，而且城镇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既有经济畸形繁荣、像暴发户似兴起的租界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又有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帝国主义独占城市，如青岛、长春、哈尔滨等；也有随着传统手工业的逐步解体，中世纪以来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杭州、佛山、顺德、松江、太仓等的日趋衰落；还有因近代新式交通的兴起，一些传统商路上昔日曾繁华非常的城市一落千丈，如山东聊城、临清等一批运河沿岸城镇便因京广、津浦铁路线的开通而日益冷清。作者认为：少数大城市畸形发展、不断近代化与大量中小城镇发展停滞、建设落后，这就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概貌。（注：梁家贵：《浅析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傅崇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其所著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中，就近代以来运河流域的城市因运河河道淤积和铁路的兴修而导致流域内城市的衰落问题也有专论（注：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史革新和朱汉国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角度，分别对晚清和民国的城市社会兴衰演变进行了专章研究。史革新在分析晚清衰落城市的原因时认为：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战乱连绵不断，使被兵地区的城镇乡村遭受严重的破坏。许多战前曾是繁华的集镇，遭兵灾后，或者被完全毁坏，或者遭受严重摧残，再无法恢复旧观，永久性地衰落下去。与此同时，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也使一些城镇的发展受到影响，出现了萧条的情况。他认为：在晚清时期，一些历来以工商业闻名的城市，如南京、杭州、开封、洛阳、太原、西安、扬州等，在鸦片战争后或者陷于停滞，或者日益衰落，走上了下坡路。他在总结分析其共性原因时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不利的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二，受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第三，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注：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67页）。朱汉国认为：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发展转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近代城市是社会控制的中心和生产生活的中心，对交通、能源等有一定的要求。一些传统工商业老城在封建时代异常繁荣，但到了近代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经济重心、经济结构和交通条件的变化或衰落下来，或被另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所取代，如大运河沿线的临清、扬州、淮阴、淮安，冀中的正定，上海的嘉定，长江沿线的一些城市等。其他的城市也是因为交通不便，致使经济重心他移而逐渐衰落。如正定原为冀中经济中心，但京汉、正太路开通后，石家庄迅速繁荣，以便捷的交通取代正定而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正定于是逐渐衰落为一小县城。他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变迁中，城市的封建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殖民地色彩、贫穷落后与进步富裕的分野极其明显（注：龚书铎主编，朱汉国著：《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7页。）（因地理位置、经济重心、经济结构和交通条件的改变等原因，导致城市发展出现衰落问题的研究，早在1922年已有关于“中州”大地城市衰落问题的类似研究（注：《都市的发展与历史考察》，《东方杂志》卷十九，第一号，第41页。））。曹树基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设“清末城市人口”专章，对清末（部分区域延伸至民国）北方地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山东等省区）、东南地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区）、湖广地区（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区的城市人口发展变化情况，用分期列表和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清晰地展示出这些城市人口的增减曲线。尽管本书不是研究城市史的著作，但透过人口增减变化的具体数据，这些地区城市发展兴衰演变仍可一目了然。（注：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5-830页。）（四）王守中、郭大松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是近年来区域城市史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力作。该书按不同类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展开论述，对近代（1840-1927年，个别城市延伸至1933年）山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