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3)01-0096-07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初期作为革命党，还是1927年后作为执政党，它的生长、发展、演变，都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能回避中国国民党的话题。过去我们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论述孙中山逝世后的中国国民党时，往往突出其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而忽略了其在某些方面的进步性和历史贡献，客观地说有失公允。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先生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近代史上的中国国民党进行了再评述，提出了很多使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一、国民党是个复杂的集团，不能笼统地讲是资产阶级政党 中国国民党历史悠久。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1912年，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4个政团合并组成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6年，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与许多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重新合成一个新党。1919年10月10日，正式改称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国民党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主要内容，以新三民主义为基本纲领的改组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种意义上，胡绳指出，“按以往一般简单的说法，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因为它比旧军阀总要新一些，现代一些。也可以说，相对地进步一些”[1]。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集团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悍然实行“清党”、“分共”，又将许多原来的军阀、北洋政客、官僚收编到党内来，在南京建立了反共政权。这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向着被革命党的角色的转换。这个反共政权在大陆一直执政到1949年。胡绳认为，“1927年后，国民党内形成了主流派，有了主导方向”[1]。这个主流派就是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1]。他们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反而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他们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封建主义，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和实行民主政治。他们没有努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而在自己身上建立了庞大的官僚资本。所以，蒋介石集团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总体上是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曾经是个革命党，有不少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仍然留在里面。因此，国民党内“还有许多与主流派不同的人。其中有真正的左派，如宋庆龄，确实很了不起”[1]。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让戴季陶找宋庆龄谈话，要她改变立场。但宋庆龄的立场非常坚定，拒绝了戴季陶的威胁利诱。宋庆龄“在历史上应当给以相当的地位”[1]。“国民党内也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于右任、邵力子等”[1]，他们“不但爱国，而且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因各种原因不能不依附于主流派”[1]。“孙科是自成派系的人，手下有一些进步人士，30年代他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和杂志，所用的人中就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孙科这派人反映了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附和过国民党主流派的反共主张，以为他们可以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却失望了。“除此之外，还有汪精卫的改组派。他们一度很活跃，办刊物，吸引青年，甚至讲阶级，但不讲阶级斗争，有时表现出一副左的姿态，但这一派是最无原则的”[1]。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一派发展为国民党内的投降主义集团，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另外，针对“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的说法，胡绳还指出，“四大家族拥有大量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没有听说他们买过大量土地。所以，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党”[1]。 那么，国民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呢？胡绳的结论是，“国民党总的来说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但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1]。国民党复杂得不能笼统地讲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因是什么呢？胡绳自己没有从理论上作出明确回答。胡绳的学生徐宗勉倒是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从胡绳的文章和谈话中，可以推断出，国民党之所以是一个复杂的集团，“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单纯，而是有着中国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自然也反映在国民党身上”[2]。他在引证胡绳的一段话后指出，这个中国特色就是“各个阶级、阶层都带有某种封建性，只是程度不同、形式有异罢了”[2]。如果我们从国民党的主流派蒋介石集团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并对中国封建主义、外国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方面来看，这个论点是成立的。 二、蒋介石不敢真正反帝，但在利用矛盾，保持半独立上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样，在旧中国就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胡绳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不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有半独立的性格”[1]。比如，吴佩孚反日就很厉害，甚至连共产国际也还以为他可能可以合作。所以，共产国际在中国最早寻找的合作对象是吴佩孚，尔后才是孙中山。“蒋介石也有半独立的性格。不然，共产党怎么可能和他合作抗日呢”[1]？我们不能否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与中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也就不能否定蒋介石的半独立性格。 胡绳认为，旧中国的统治者对付帝国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蒋介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半独立性，恐怕是最巧妙的”[1]。比如，蒋介石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不但争取了大量的外援，而且从形式上废除了治外法权和实现了关税自主。1943年，国民党政府与英、美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了新约。新约虽然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是应该说它还是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蒋介石甚至利用美国与中共的矛盾”[1]。蒋介石丢掉大陆，逃到台湾后，并没有“变成只是一条制造美国的小狗”，因为美国“需要他这个棋子对抗大陆，他的身份地位也高了，他争取半独立性的地位本钱也更多一点”[1]。“蒋实际上也是利用美国害怕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心理，压美国支持他的政权，以同大陆敌对”[1]。胡绳认为，蒋介石集团及其后继者在利用矛盾问题上获取实利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他们一面依靠美国，一面又向美国争取更多的独立性，同时，通过成功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使台湾岛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所以，胡绳说：“在利用矛盾上蒋介石比以往的统治者高明”[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