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3)02-0076-05 国民性改造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非中国的一种国别现象。“国民性”一词，最初由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引进；而且，它也并非日本语汇的原生词，而是英语词汇"National character"、"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术语。对国民性的反思，是各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不同的国家，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面临不同的现代化的任务，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范式也不尽相同，包括国民性改造的主体、客体、内容的区别及转换。然而学界对于建国以后国民性改造的状况，却表现出一种集体沉默，似乎形成一个盲区。这关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无国民性改造这样一个大的理论问题。 一、建国后国民性改造主体的转换：历史的误会还是理论的偏差 欧洲的现代化因其文化传统的相似与历史背景的一致性，在国民性改造范式上也具有相似性。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开始到十七世纪的英国、法国止，文艺复兴的主角和弄潮儿始终是知识分子。他们倡导的思想解放，使处于中世纪的人们逐渐从宗教的桎梏中觉醒，促成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国家革命或改革，并先后建立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现了各国国民性的改造。 在日本的国民性改造中，启蒙知识分子并非唯一主体，政府作为权力持有者的作用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中得以实现。以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和森有礼为代表的维新启蒙思想家批判以中国文化为母体的日本传统文化，赞扬西方文化；以大久保利通、井上馨、伊藤博文等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中，随着维新思想家的推波助澜，日本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其社会习俗、宗教心理、生活方式等都逐渐欧化[1]，从而实现了日本国民性的现代转换。无疑，给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以直接影响的是这种日本式的国民性改造范式。中国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面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度，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社会理想；一面试图影响光绪皇帝推行“新政”，以期在制度建设中实现国民性改造。然而，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这种制度建设的努力也随之付诸东流。于是，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又陷入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在黎明的曙光中孤军奋战改造国民性的时期。康有为的“开民智”、梁启超的“新民说”，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批判，对理想人性的探求，都是在一种分散的、独力难支的状况下进行的。比如，在鲁迅的国民性改造著作中，一方面有着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另一方面却是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孤独与无奈。[2] 这似乎成了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宿命：启蒙思想家杜鹃啼血式的呼吁始终只流行于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广大的民众，依然受着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而不自觉。这期间，辛亥革命如昙花一现，根本来不及与启蒙思想结合，其后的蒋介石政权非但不与启蒙思想结合，反而在1934年发动“新生活运动”，企图通过制度建设贯彻实质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准则。事实上，这种状况迫切要求实现国民性改造范式的转换。 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日本式的国民性改造范式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全会上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3]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4]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明确地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任务。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唯物分析，毛泽东确信“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5]，而因为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6]，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知识分子在建国初便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地位，一方面是“要使用他们”，“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一方面又要“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7]。并于1951年夏至1952年冬掀起第一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后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更是接连不断。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作为新政权中国民性改造的先锋的主体地位受到了根本的动摇。从前述可以明显看出，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启蒙知识分子，还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乃至我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急先锋的启蒙思想家，都是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用资产阶级理论向封建制度宣战。而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及以后的过渡时期，还未涉及从经济制度上消灭资产阶级，但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发动看，至少可以说明一点：资产阶级文化在新中国已不再是先进文化。此时，已不再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自身都需要进行整体的国民性改造，它又何堪以当国民性改造的主体？按照这一思路，只有代表无产阶级文化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政权，才能堪当此任，“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8]事实上，建国后的头三十年正是由中共及其政府独力支撑起国民性改造的重任，中共及其政府成为国民性改造的唯一合法主体。国民性改造主体的这种转换影响了建国后头三十年国民性改造的实践及其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