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初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是以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为会议指导思想的；同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是重新确定以阶级斗争作为指导一切工作的纲。此时，重新修订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不能不与党内高层在这个短暂时期指导思想上的变化和矛盾直接相关。 修订再版的时代背景 三年“大跃进”，造成党风的最大破坏，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严重失常，无处有真话，也不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说，下面说假话，很大程度是上面逼出来的。从1955年下半年批农业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开始，宁左勿右实际上成为人们的座右铭。到1958年，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上面说亩产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说亩产700斤为右倾。于是在党内就出现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者被提拨重用。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讨论这个报告时也曾说：当时提拔了一大批惯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注：王光美：《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刘少奇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02页。）。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郑重提出：“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0页。） 那么，怎样教育党员“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呢？我想这大概就是当年在毛泽东多次提出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多次推辞、拖延，但最后却同意先修订出版《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邓力群的回忆可资佐证。 1986年11月22日上午，邓力群在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宁乡县委负责人陪同下，参观花明楼乡炭子冲的刘少奇故居。一踏进故居的门槛，邓力群就问：你们搞刘史征集的是哪几位同志，我来提供一段史料。于是，在接待室里，邓力群就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再版的前后有关情况作了回忆。大意是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以后，毛主席提议，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卷出版的同时，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说，出了毛主席的著作就行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章，采取文献汇编的形式就可以了。1960年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当时，在广州定稿的时候，毛主席说，我的选集一、二、三、四卷都出版了，文章已选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后的以后再说。主席又一次提议要出版少奇同志著作选集。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书记处进行了讨论，1960年八九月间作出决定，并指定康生、陈伯达负责。 1961年初，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当时农村问题暴露得很严重。1960年10月，周总理搞了个农村工作十二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毛主席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了解农村情况。1961年2月我们调查回来的时候，《刘少奇选集》编辑组从档案中查阅出全国解放前有关少奇同志的电报、书信、文章、书稿300余万字（也可能是500多万字），进行了初步挑选，并搞了个目录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非常慎重，说，这样编好不好？但不好说不编，因为这是主席提出的。他又说，当前工作很忙，没有心思再来看过去的文章。经过我们的说明，少奇同志才勉强接受。他表示，那就好嘛，跟着你们做吧，哪些可选的就选，哪些不必要选的就不选，你们整理一篇，送一篇，我抽时间看。实际上想拖，不愿把自己摆在与毛主席同等的位置上。6月，少奇同志由湖南视察回到北京，康生等又作了一次汇报。少奇同志说，过去的文章我没有看，听党内外的反映，《论修养》受欢迎，还翻译了各种文字，兄弟党一些同志也说好。为什么1939年的文章现在还能为读者所接受呢？恐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是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党的建设的总体来讲的，而《论修养》是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确定之后，每个党员应该怎样锻炼自己、修养自己这方面来讲的。这样讲，有自己的特色，能使读者得到帮助。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谈到，哪些文章有什么提法要考虑，某些文章中的章节有什么地方要调整。这以后，编辑工作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