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20;D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2-0040-06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发表了胡绳的一篇谈话录，说的是中共八大（以下简称八大）通过了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但是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对决议有关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表示反对，再后来八大二次会议重新作出判断，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的结论这样一件事情。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事情的原委却没有完全弄清楚，以至于当年参加文件起草的胡绳都说是一宗“悬案”。“悬”在哪里？胡绳说了几点：决议到底是谁作的？谁的主意？毛泽东反对到底有什么理由？有没有道理？是非如何？ 其实，近些年来随着材料的披露，事情的大致轮廓似乎还是勾画得出来的，只是某些细节仍然不知其详，有待于档案文献的进一步披露。笔者前些年参加《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的写作，查阅了一些档案文献，试图对这桩“悬案”做点释疑的工作，以见教各位研究者。 第一，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如何起草和修改的？ 正像胡绳记忆的那样，起初准备的八大文件并没有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开始，八大的文件只有三个：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党章修正案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为准备这几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组成了两个起草委员会，一个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等7人组成；另一个是党章修正案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等9人组成（注：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附录：八大的筹备和大会日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7～488页。这个日志是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中共中央工作大事记》整理的。）。两个委员会下面各有一些具体做起草工作的人员，胡绳就是参加政治报告起草的工作人员。据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中共中央工作大事记》记载，从1955年8月28日至1956年9月14日，中央召集的有关政治报告起草的会议、商谈有40次之多（注：参见《中共八大史》第119页。）。胡绳本人就参加过10次（注：参见《中共八大史》“附录：八大的筹备和大会日志”。）。胡绳说他说不清楚八大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事了，还说起草委员会好像没有开过什么会，自然是记忆模糊的缘故。 后来增加了两个需要准备的文件，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这样，八大文件一共是5个。关于党章的两个和关于“二五”计划的两个都是各自“配套”的，惟独政治报告没有另一个文件“配套”。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作决议，在八大之前有过两次，一次是四大，一次是七大。两次情况还不一样，四大的决议（注：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1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26～328页。）内容比较充实，有一定篇幅；七大的决议（注：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1945年5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这个决议案的全文是：“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则实在简单，简单到全部内容只有一句话，这样简单的决议当然用不着费事做什么起草工作。 八大是否因为曾经考虑采用七大决议的形式而没有提前做文字工作，笔者不得而知。从文献档案看，直到大会正式会议开幕，没有任何起草关于政治报告决议的迹象。什么时候提出搞政治报告决议的呢？胡绳说是八大正式会议开幕后的第3天，即1956年9月17日。谁提出来的、怎么议论的、准备写些什么，胡绳没有说，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也没有记载。反正与七大不同，不是搞一个一句话的决议。从提出搞决议到大会闭幕只有10天时间，起草决议稿子的工作自然相当紧迫。胡绳的谈话录，讲到了起草班子的“秀才们”紧张工作的情形。 文献档案显示，决议起草、修改了四稿或五稿。第一稿的确如胡绳所记忆，是9月19日写成的，题目很长，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决议（初草）》。按胡绳记忆，这天晚上大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这个稿子。第二稿亦如胡绳所记，是9月23日改出来的，约8000字，分为10个部分。这之后，胡绳记忆是胡乔木主持，几位秀才集中在中南海改稿，26日改出定稿。实际情况恐怕比胡绳记忆的要复杂。改出第二稿后仅仅过了一天，就改出了第三稿，题目比第一稿简单，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这一稿胡绳没有谈到，但正是这一稿有重要修改。除了将原稿的10个部分调整为6个部分外，这一稿最关键的修改就是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内容。稿子在叙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写道：“我们还要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要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并且必须长期地警惕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如果忽视这些任务，是错误的。但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国各族人民一起，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转引自《中共八大史》第179页。）这是第一次在起草的文件中论述国内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增加有关主要矛盾的内容，据胡绳说，可能是胡乔木的主意。胡绳还说，这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所作的一种观察。当事人的观察自有道理。不过，笔者看到的一份文献却提供了另外一个情况。出席八大的华北代表团在9月24日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记录，记载了该代表团团长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决议稿子的意见，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注：转引自《中共八大史》第178页。）。记录中的“先进”和“落后”没有具体所指，可能是传达者省略了，也可能是记录者省略了，还有可能是毛本来就没有说得很具体。这个材料至少说明：第一，在决议中写矛盾问题是毛泽东的主张，抑或是毛泽东肯定了这个主张。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转折时分析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毛泽东一贯的思维方式，从第二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如此，从抗日战争再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也是如此，从第三次国内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如此。以他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分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在毛泽东看来，矛盾主要是属于“先进与落后”的性质。笔者理解，毛在这里说“先进与落后”，意在强调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先进和落后”的说法，八大之前就有过。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件，那里面就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注：《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文章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但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反映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思想。会后不久，毛泽东也曾有过“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这一类意思的说法（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