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1-0072-05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物价的飞涨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带给他们犹如隔世的感觉。战前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到1948年4月增长到五千元，还严重低于物价的指数。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算起来应该是一万六千五百元”。一枚五万元的邮票，连寄一封到国外去的航信都不够（后者至少十万元以上），却“约等于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四百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带给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买大楼房二十所”[6]。然而，通货膨胀带给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难以接受的感觉，还包括了他们具体生活的日益艰难。随着物价的飞涨，人民的收入虽有增长，但始终不能与物价同步，因而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天津警察为例，当时报纸感叹，“警察一年来薪饷虽有增加，然而赶不上野马一般的物价。他们的生活委实太苦了”[7]。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飞涨不但造成了人们手中原有货币的贬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时人声称，通货膨胀对“靠薪水和工资吃饭的人最不利”[2]。 对大多数平日节衣缩食方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削弱，使他们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报纸在叙述了物价上涨之后，每每以感伤的口吻作出总结：“商民莫不叫苦连天，薪水阶级更苦不堪言”[8]，“一般贫民大受威胁”[9]。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写照。食粮与煤是生活的必需品，正因如此，也最容易受到物价飞涨的侵袭。食粮一日几涨的事情在当时相当普遍，“已不成新闻”。1947年4月15日是河北静海县城的集市，由于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遂随风上涨。清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至午时涨至九万元。小麦每石由十六万元涨至二十二万元，指身为业之平民及薪水阶级之公务员，闻讯均感恐慌”[10]。在天津市区，“百元烧饼，逐渐缩小，已缩至不可再小之程度，前日起已改卖二百元”。“一般市民已痛感生活压迫之不堪再忍受”，一洋车夫竟愤然大呼，“干脆来个原子弹，大家玩完”。记者认为这虽为气话，却“道尽市民苦闷心情”[11]。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受战争影响，煤炭运输不畅，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以开滦煤矿为例，由于铁路运输的阻挠与破坏，“矿场存煤七十八万多吨”，而“青岛只能用粮食当煤烧”[12]。进入1946年后，受内战影响，各地煤荒已相当严重。开封粮价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竟导源于煤炭的缺乏。“官办的电灯公司，因无煤，停止供电；面粉公司无电停磨”，遂至土面价格飞跃增长[13]。天津郊县的唐官屯，“入冬以来，天气日寒，煤荒以愈趋严重。本镇之五家煤厂，存底为数过少，煤价乃一日数增，十日前尚卖百元一斤之煤球，今则售百五十元，烟煤末售百五十元，过筛煤块二百元，月前七十元一斤之山芋干，曾一度作燃料代用品，今山芋干亦超出百元以上”。记者感叹，“无衣无食的穷人们，又将怎样过这严寒的冬天呢？”[14]不但一般市民买不起过冬的煤炭，连高校的知名教授也对此犯难。1947年9月记者走访北大的教授宿舍时，特别提到了煤的问题。“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15]。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16]。教法文及诗歌的闻家驷先生的太太，不无感慨地向记者抱怨：“一个小火五百斤煤球是多少钱呢，这叫什么日子！”[17]，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18](126)。显然，大家都愿意以煤为例来说明生活贫困的程度，一方面与煤炭对生活的重要性有关，一方面也与当时煤价的高昂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