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E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3)01-0010-18 1924-1926年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洋系统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树立其地位，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政府领袖地位的蒋介石，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所知。如果在1923年底综论中国军政局势，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而当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这些新兴军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两年中因确立其实际控制的地盘而得其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防区、张宗昌那半独立的鲁军及稍后的直鲁联军、唐生智的盘踞湘南、李、白、黄的掌握广西而成为“新桂系”、以及国民党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广东（从而莫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大多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当时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后来回忆说：“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魏氏本人在“这一年中间的变化也是极为复杂剧烈的”，其所辖部队在一年之内先后五次转换隶属关系：1月，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的魏部退出了奉军，在山海关接受“国民四军”的番号；到3月间又改组为半独立的“正义军”，再到5月间又投到吴佩孚“讨贼军”的麾下，随后即参加了打国民军的战役；到年底，又因北伐军的胜利而参与国民革命，转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十军。（注：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215页。） 如果不计“军阀混战”的定义，（注：比如1929-1930年间中原大战的主要人物也曾被称为“新军阀”，那次大战动员的人数就远超出这一次的混战，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魏氏所述大致不差。而且除“正义军”那次改组外，魏部每次转换隶属关系都是倒戈转向敌对方面，这样一种“离合拥拒的形势”的确已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如此曲折复杂，显然值得更加认真的关注。南方的情形拟另文探讨，本文仅考察北方的局势演变，侧重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冲击，并从地缘分布视角看北洋体系中边缘挑战中心的态势，两者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北洋体系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在体系面临崩溃的局势下北洋内部也曾试图在反赤旗帜下进行军政整合，终未成功。本文所说的“军政格局”，主要指因军事的发展演化而导致的相对宏观的政局转变，故下面的具体讨论将以军事为主。 一 北洋军阀的新陈代谢 《申报》主笔杨荫杭在1920年说，中国传统“右文而贱武，故成文弱之国”。自甲午为日本所败，国人为矫文弱之弊而大声疾呼“尚武”；但民国后的共和制却导致军阀割据，国人乃“知右文之说，尚未可厚非”，又大声疾呼曰“文治”！不过问题不在是否应该尚武，在于“当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而其国乃强”。（注：1920年12月24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66页。）文武关系的转变，尤其军人地位的上升，是近代中国较大的变化之一，而“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的确是北伐前许多国人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虽然有“教而后战”的古训，不过更多是指一般参与作战者；同时也有所谓“出将入相”的传统典范，理想的读书人应能“上马杀贼下马做露布”，但通常似不以为军人非读书不可。关羽燃烛读《春秋》的形象画面能够长期流传，正反映出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因此，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大致是近代传入的新知，多少带有把“教而后战”的古训缩小范围而直接落实到带兵者身上的意思。 在清季“兵学”大兴的影响下，军官须受系统教育的观念日益普及，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的各类速成军事培训机构遍及全国。近代多数西方事物引进到中国后都有所调整改变，从清季到民国建立的保定军官学校及其配套教育系统的产生，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保定生入学前要求5-7年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教育（毕业后随营实习半年到二年），入校后要学习二年整。（注：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收入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39页。下面关于北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多本此文。）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官学校毕业，不计随营实习也有7-9年的在校军事教育（若加上陆军大学系统历时更长）。尤其正规军事教育从“小学”阶段（当然和今日的小学概念有所不同）开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注：陆军小学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体制中士官学校前的初级军校，这一点承徐勇教授指教。）虽然具体的年限在执行中或有缩短，足量完成设计学制的或并不多，仍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 不过，与多数近代中国的改革相类，越是成系统而健全的设计就越不适应当年各方面变化皆剧烈而频繁的时代特征。从清季开始的北洋军事教育体系，其设计者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这样长久的训练，待稍具规模初见成效时已是进入民国十年以后，北洋体系本身也已接近崩溃，实非草创者始料所及。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教育体系之设计虽充分体现出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北洋军事领袖的发展恰反之，后来明显是武力越来越操于无教育者之手。（注：也有人认为“拔差弁为军官”是袁世凯有意为之，盖其以为“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收入荣盂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21—2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