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风、纠风，再刮风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其中，以“共产风”和命令风危害最大。 “共产风”这个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首先使用的。它的基本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毛泽东把这概括为“一平二调三收款”（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7页。）。 粉碎“四人帮”前的20年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即刮风、纠风、再刮风、再纠风，一致刮更大的风。1958年刮风（其实1957年兴修水利中已开始刮风），1959年纠风，1960年再刮风，1962年再纠风，1964年再刮风（《二十三条》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思想）。“文革”期间刮起更大风。1968年至1969年，不少农村并社，扩大生产队，改变生产核算单位。个别地方为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又搞起“吃饭不要钱”，将合作医疗改为公费医疗，取消集市贸易，禁止长途贩运。1975年，首先由陈永贵再次倡导穷过渡，普及大寨县。 “共产风”刮乱了国家的经济，刮乱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损害了共产主义的信誉，影响党和群众关系，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 以“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人祸”，直接造成1200亿元的经济损失和达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注：参阅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亳县农业“已星”经验汇集官修记》，2003年第1期。）。 “共产风”的风源在哪里，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有人认为，“共产风”是基层干部刮起来的。因为基层干部水平太低，分不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又急于过渡和“穷过渡”。也有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共产风”。认为干部队伍不纯，作风不纯，他们有意和无意地违背和破坏党的政策。还有人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还未完全肃清，甚至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把板子打在基层干部的身上。1960年至1961年反“五风”时，处分甚至惩办了一批基层干部，又一次造成错案。如此探寻“共产风”的风源，是找错了门路。真正的风源在哪里？应该说，今天有条件进行探索了。 人民公社的体制是“共产风”的最直接的风源 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毛泽东所构想的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这种体制从两个方面决定人民公社化运动必然大刮“共产风”。 其一，据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成几千户，以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据11个省、市、区公社的统计，五千户以下的五千二百七十八个；五千户至一万户的一千七百一十八个；一万至二万户的五百三十三个；三万以上的五十一个。河南、吉林等十三个省中已有九十四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注：中央农村工作部1958年9月30日第4期简报。）。所谓公社就是将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条件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粮食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果树等归公社所有。贫户刮富户的风，贫队刮富队的风，公社再刮社员和生产队的风。 其二，政社合一的体制为刮“共产风”提供了行政手段。社队干部不仅掌握着社员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还掌握着行政大权。 队干部不怕社员不听话，公社干部不怕社员和队干部不听话。社员的口粮拨到食堂，稍有得罪就会没有饭吃，甚至一家人没有饭吃。社员的饭锅可以砸，社员的房屋可以拆、并，社员没有外出谋生的自由，甚至连逃饭的自由也没有。大办这、大办那，说到底是打农民的主意。什么白手起家，不过是剥夺农民的另一种说法。一些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人民公社这一体制赋予他们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共产风”由可能变为现实。如果县、社干部没有这种权力，那将是另外一种情形。 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是“共产风”的又一重要风源 革命战争年代，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制度保证了革命斗争的胜利，造就了一大批纯洁的共产主义战士。 井冈山时期，大家都很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延安时期，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号召。人们的生活，较之井冈山时期略有改善，但还是非常艰苦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和斗争任务的要求，在革命队伍内只能实行供给制，别无他法。 军事共产主义在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汉马功劳。但是，建国后，还留恋这种生活，并且试图用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来改造社会和指导建设，那就不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