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2)05-0052-05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历来认为，正确的决策，“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正确的情报”[1]。而正确的情报则取决于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的完善与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虽然是错综复杂、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当时我国政治信息传输和交换体制中的弊端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单一纵向的政治信息传输体制所产生的失真信息，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发动“文革”的思想 以政治信息的传输方向分类，有纵向和横向两种传输方式。5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政治信息的横向传输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又难以正常运转。横向政治信息传输受阻的结果必然是纵向政治信息传输的强化，在我国形成的政治信息传递结构是一种以党组织和行政等级渠道纵向传输为主的直线型结构。中央决策核心分别从行政和党组织（主要是党组织）获取所需的政治信息，各级政府机构、党委构成了政治信息向上传递和向下输出的主体。此种纵向政治信息传输结构对自上而下信息的传输具有较强的功效，能极为迅速地将决策核心的指示和政策及时输送到中层和基层。但传输渠道的单一性却对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入，造成两种现象的发生： 其一，大量政治信息的积压和受阻。“中央决策者只能读到或听到和了解到数量有限的信息”。[2] 其二，信息失实十分严重。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对干部的任命制而非选举制，决定了其领导职务的非稳定性，上级的认同或否定是决定其政治命运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输过程中出现了传输主体“投其所好”，印证上级指示或判断正确的现象，刘少奇对此曾尖锐地指出，“……看领导上的意图讲话，你要求什么、喜欢什么，他就把这方面的情况反映给你，这种情况恐怕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一种不良风气”[3]。中共中央在60年代初总结政策发生失误的原因时，曾认为“几年来犯错误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往往根据片面的、虚假的汇报材料”[4]。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毛泽东认为，反右派“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5]。全国各地为印证毛泽东和中央判断的正确性，政治信息传输系统开始向中央报道大量所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言论。从而又促使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更加严重。于是采取了对右派“诱敌深入，聚而歼之”[6]的策略，导致划定右派的数目亦不断成倍增加。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7]。但到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2000多人。据三中全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8]。而到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分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估计的还多40万人。 55万右派分子的数目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他看来，“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并没有革掉，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9]。 如果说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失真信息的循环主要源于下层和上层的互动，那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失真信息的循环则转换为上层和下层的互动。 首先，就上层而言，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了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10]。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11]的论断。 由于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如此严重的估计，中共中央很快对毛泽东的判断作出了回响。向省、军级发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提纲》。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中央认为“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告诫下层，“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12]。要求“根据毛泽东同志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13]。 其次，就下层而言，由于中央的严厉告诫，中国政治信息传输体制中所特有的“唯上印证”功能不可避免地得以发挥，全国各地纷纷向中央报送了大量关于“阶级斗争”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对阶级斗争的状况都不同程度地作出夸大的描述。如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华北阶级斗争形势的调查分析，“封建阶级残余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不断地对他们自己的子弟进行反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变天’教育，图谋阶级报复，而且已经篡夺了一部分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阶级复辟和反革命破坏”[14]。中共河南省委对问题的估计更加严重，指出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并认为，“原来我们对在大好形势下有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是不足的，对主席在去年北戴河会议上强调要抓阶级斗争的指示，体会也是不深刻的，直到这次主席一再指示，才下定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果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多天来的阶级斗争实践，使我们感受很深，又一次体到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十分英明，十分及时”[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