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同乐(1957-),男,河北赵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通过对《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现代政治文化转型、现代伦理文化转型、现代文化的价值观转型的探讨,进而对《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作整体性分析,研究《新青年》对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久远影响。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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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2-0080-06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新青年》第3卷第3号、6号,第5卷第2号,第6卷第1号通信栏中屡次探讨文学革命。1918年底陈望道给《新青年》去信说:中文应该“横行加标点符号”,“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注:尾崎红叶(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说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注:陈望道:《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钱玄同回信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独秀先生亦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起改为横行。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注:《新青年》第6卷第1号。)至于标识句读,各人的文笔不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统一,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编辑部规定,从1918年开始,任何作者“非白话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注:《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新青年》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划一,影响着学界,影响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影响着中国文体的演进。

      《新青年》从开展文学革命开始,白话文逐渐成为语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关于注音字母的探讨,关于新标点符号的探讨和使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人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二、《新青年》与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一)以民主、科学启开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当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陈独秀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有无上的权威。凡是合乎科学的东西就拥护,凡不合乎科学的就反对。一事之兴,一物之息,无不以科学定从违,以科学法则作为检验事物存废的标准。可见陈独秀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提出科学这一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学,主要指对人对事的科学态度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陈独秀指出,科学是综合客观现象,诉诸理性加以衡量。可见陈独秀当时所持的还不是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起着进步作用,但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五四激进分子,除民主观转变外,科学观也有一个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五四时期大学(北京大学)开“科学概论”课程,对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学思潮鼓励人们追求真理,追求正确的东西。在诸多主义、主张的比较选择中,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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