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6-0052-05 陈友仁（尤金·陈），英文名Eugene 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特别是那些抨击北洋政府、褒扬南方政权的时事评论，使他在这时就与孙中山开始了神交。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揭露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陈友仁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他一直伴随孙中山左右，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一 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许多助手，从早期的陈少白、陆皓东到中晚期的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而陈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随孙中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资历，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语水平，洞察力也极敏锐，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随其左右，这是孙中山助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而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注：《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注：陈一文（陈友仁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注：《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1922年4月至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据达林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即陈友仁）在那里等我。——陈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4、126页。）以往人们都熟知蒋介石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译》，转引自《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又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0～151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11日。）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丁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注：《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上，第267页。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