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2002)02-0035-05 1917年至1949年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形成的，曾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是整个中苏关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整体中苏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又有其特点。这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新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本文拟从近代化的角度，就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系略陈管见。 一 任何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动因，这一时期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也有其发展和变化的动因。 （一）中国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军阀体制的离心倾向为新疆地区中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辛亥革命后，全国迅速形成军阀割据之势，中央政府名存实亡；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但是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新军阀再起战端。1930年至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对红军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围剿”。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尚未达到陇西。所以，无论是北洋政府，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事务皆鞭长莫及。另一方面，新疆历任军阀虽然表面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但是仍割据自雄。杨增新主新时(1912-1928)，对中央政府是“认庙不认神”，嘉峪关外，唯我独尊，“凡北京派人来新，除与他有关系或特殊情况外，他一律拒绝”；[1]金树仁主新时间(1928-1933)，政治上萧规曹随[2]；盛世才夺取新疆军政大权后，软禁南京派来的宣慰使黄慕松，逼南京政府承认现状，遂与“中央”交恶。 （二）政治和财政危机严重威胁着军阀的独裁统治，为缓和统治危机，军阀当局不得不发展对外关系。 “新疆建设行省已数十年，汉官之有才而能办事者，十不得一；有德而能爱民者，百不得一。其万里远来，不过籍此官为养家肥身之计。”[3](P99)杨增新统治时期，行政官员“尽管走马灯似的此起彼落，但加减乘除还是那些人”[4]。金树仁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败，行政人员“尽属吸吮人民血汗而毫无远见之流”；[5](P5)盛世才如果没有苏联军队的“保驾”，其“新疆王”的宝座几乎不保。[6](P231)经济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财政不足自立。辛亥革命后，“协饷”断绝，杨增新采取增加税收和增发纸币等措施以维时局。至1927年，财政赤字计达4963.9万余元。[7]金树仁主新五年，财政亏空累计高达1.62亿元；[8](P105)1934年，新疆经济更加残破，财政厅除印发纸币流通应付外，别无其它正当之收入，甚至印发纸币之工料亦无从筹划。”[3](P632)为了增加税收，进口一些日用必需品以缓解民急，进口武器以加强其军事力量，军阀当局也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 （三）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角度看，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动因。 新疆与苏联边境线相邻长达数千里，苏联中亚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具有相同的心理、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新疆的不稳定必定会对其中亚地区产生不良政治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西方列强妄图向新疆渗透，以之为基地干涉俄国革命。英国驻喀什领事艾瑟顿与旧俄驻该地领事梅世臣勾结，以军用物资供给七河省和费尔干省之白匪，并同他们“经常保持着联系。”[9](P151)在经济上，新疆虽然工业落后，但是毛、皮、棉花等土产丰富，与中亚地区通商历史悠久。据清朝宣统二年调查数目，“阿拉木图共有中民九千余人，安集延、塔什干共有一万二千余人，浩罕及倭什地方共二万二千余人”。[5](P1190)1922年以后，在苏联对外贸易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羊毛为例，1930年新疆对其输出量约占阿富汗等东方诸国向其输出总量之三分之一。[8](P52)所以，苏联为维护其中亚地区的安全也积极发展与新疆的经贸关系，在扩大其政治影响的同时也可获得廉价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 二 根据其影响，新疆地区的中苏关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为第一个时期(1917-1933)；盛世才统治前期为第二个时期(1933-1942)；第三个时期从盛世才统治后期至新疆和平解放(1943-1949)。 第一个时期为中苏关系友好时期，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但是军阀当局对苏联的政治影响防范甚严。杨增新的对外政策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俄内战时期，为维护其军阀统治，这些都遭到杨增新拒绝北洋政府要求其“助旧党以攻新党”之命令，[10](P41)抵住各方面的压力和诱惑，始终坚持“不干涉主义”。旧俄驻迪化（乌鲁木齐）总领事迪牙阔夫，企图说服杨增新出兵中亚；日本“调查员”亲自向杨增新表示，日本可以派一个师团入疆帮助中国巩固边防，这些都遭到杨增新的拒绝。[11](P39)1919年，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后，杨增新命人把宣言译成小册子，让各机关了解苏俄对华政策，作为与其交涉之依据。[11](P67)1920年双方签订了《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次年，双方成功合作消灭了阿连阔夫等入疆白俄匪徒。1924年双方就彼此在中亚塔什干、安集延、斜米、斋桑和新疆的迪化、喀什、塔城及承化的互设领事问题达成协议。1925年，“新苏”贸易达到“一战”前水平。[11](P66)金树仁继承了杨增新的对苏政策。1931年双方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议》。次年，双边贸易额由前一年的2416余万卢布增加到2800余万卢布，1933年达到2960余万卢布[11](P159)双边关系没有受到1927年北洋政府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和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多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