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921;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1-0095-07 江南近代都市中的苏北人（注：就地理范畴而言，在上海等江南区域中，“苏北”与“江北”一词的意思相同。实际上，在上海人的观念中，“苏北人”还包括靠近江苏的山东和安徽北部地区及河南等地的人［参见Emily Honig,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Ⅻ］。）绝大部分为破产农民，在城市从事码头背运、人力车夫、垃圾清理以及工厂中的粗重工作，被统称为“苦力”或“苦力工人”，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1](p8)，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中最贫穷、最困苦的阶层。在社会变革最为频繁的近代社会里，这一社会阶层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人们仅从他们的经济地位、而不是他们的社会层级来想当然地设想他们的政治态度，认为他们的经济地位等同于产业工人，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态度最为坚决。但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在上海等地经常仇视其他工人，而他们也被人们视为“缺乏爱国心”这一普遍现象。事实上，在中国近代的工人群体中，除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外，还明显存在着地缘矛盾，这一矛盾造成的社会分层影响非常大、涉及面也非常广。笔者不揣谫陋，主要利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作一阐述，以冀方家指正。 一 中国近代农村天灾人祸频仍，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经常发生。以近代人口移出大省山东为例，仅1919-1928年的10年中，就发生了5起严重的饥荒。其中1927年的饥荒涉及56个区县，有20861000人受灾，受灾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0%[2](p15)。据赈务委员会调查，1928年全国受灾县份为203个，灾民达40466598人；1929年全国受灾县份增至841个，灾民为3870余万；1930年全国受灾县份为830个，灾民达4650余万人[3]。这些灾民大量流入江南都市，被人们统称为“苏北人”或“江北人”，他们多成为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清洁工人等苦力。 许涤新指出：“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广州各大城市之人口一天天的增多，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农民离村他适之结果。然而在民族工业枯萎的境况下，原来的工人，已经一批一批的被抛弃于十字街头，离村的农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的，结局只有拉黄包车充当牛马。”[4]20世纪上半期，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人力车数量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 据对上海304名、镇江100名人力车夫的抽样调查，苏北人占了绝大多数。见下表（表1）： 表1 上海市304名人力车夫籍贯一览[5] 苏北盐城124人 苏北东台91人 苏北阜宁46人 苏北泰县14人 苏北江都4人 苏北高邮3人 苏北宝应2人苏北江浦2人 苏北宿迁1人 苏北通州1人苏北泗阳1人 苏北淮安1人 苏北海州1人 以上苏北人共计291位 苏南宜兴2人上海1人 山东掖县3人 临邑2人 济南1人 湖北1人 不详3人 以上共计304人 据表1，上海的人力车夫中，苏北人占总数的95.7%，而江南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尚不到1%。在江南其他地区，情形与上海大致相似。再看镇江的人力车夫情况（见表2）： 表2 100名镇江人力车夫籍贯一览[6]： 苏北宝应23人 苏北淮安23人 苏北清江10人 苏北涟水6人 苏北沭阳5人 苏北宿迁5人 苏北江都3人 苏北泰县2人 苏北阜宁2人 苏北灌云2人 苏北泗阳2人（以上苏北人共计83位） 镇江5人 浙江省8人 安徽省2人 不详2人 总计100人 据表2，镇江的人力车夫中，苏北人占总数的83%，而镇江本地人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数仅占总数的5%。 除做人力车夫外，流入江南都市的苏北人还大量从事码头搬运、垃圾清理、脚行挑运、工厂粗工等工作，成为其他苦力。总之，江南都市中技术程度不高、本地人不愿干的体力工作，多由苏北等地的人来承担。早就有人观察到，苏北人在江南各地主要“做小贩，做厂工，做黄包车夫，做一切下贱的事”，“上海一隅的纺织工人，制造工人，重工业工人，小车夫，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苦力，江北人占了最大的成分”。[7]另据日本学者调查：“江北地区后来成为上海、南京工业和城市各种企业非熟练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8] 江南都市苦力的身份地位主要是由地缘决定的。有人正确指出：“中国各地方的方言不同，风俗习惯亦大有出入，来自各处的工人，常常靠着同乡的帮助，来解决不少的问题。同乡二字，就足［以］缩短不少彼此间的‘社会距离’。”[9] 上海等地劳动力市场受到各式各样地缘色彩非常浓厚的“帮”和同乡会等地方组织的影响极大，使各个行业打上了深深的地缘烙印。据调查，“我国以前，没有工会时候，劳动界便有一种组合，通称做帮。这种帮的组织，大都以同乡或同业的关系进而成为一种友谊的团体。其主要目的在（一）团结同业，或同乡人，互助救济，抵抗他乡或他业人的侵占工作，恃势欺凌。（二）以组合的势力，谋本帮或本乡人事业的发展”[10]。由于帮及同乡会的存在，同样在上海等地工作，江南人很容易找到轻松的工作或获得提升。学者指出：“由于（上海的）会馆打上地方性的标志，使旅沪者各方面的活动拧到一起，并代表不同地方共同体的‘脸面’，他们是为其旅沪人口构划确切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体的意见的关键处所。这种共同体的发展有赖于金钱的资助及其在这个城市的影响网络，促动保护人—受保护者发展的资源与联结较穷旅沪者与旅沪精英的纽带拴在一起。没有办法建立同乡会的群体，在上海对同乡们身份的认同感、对籍贯的概念很弱。”[11](p9)地缘性的组织，不仅区别显然，而且很不平等。不同的籍贯促动了在上海构建社会经济方面的等级，这些等级与不同旅沪群体的经济势力相对应，像宁波、无锡、苏州等地的同乡会在上海都极具势力。在区域性和职业等级的顶端是从浙江、广东及苏南来的人，浙江的旅沪者在金融、航运和丝绸业中占据绝对优势[11](p14-15)。苏北地区的同乡会在上海则没有什么势力，“苏北移民显然缺乏使江南人受益的那种资源”，“他们没有基于乡谊的个人及习惯性的纽带，使他们像江南移民那样离开那些非技术部门去寻找工作”[12](p73)。正如一位宁波籍的上海女工所说的那样，来自浙江的人能比较容易地在银行找到工作，那些来自苏北的人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12](p71)。地缘的差异，使苏北人成了上海工人等级体系中的最下层[11](p15)。同是面粉厂工人，技术程度较高的粉间工作大都由宁波人承担，而下麦、外场等技术程度较低，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则由苏北等地的工人来承担[13](p139)。卷烟工业中，大部分工人来自浙江，少量的苏北人只能从事那些非技术性劳动[14](p281)。上海邮局中的苦力，大半是江北人，“他们一天到晚做很劳苦的工作，掮着笨重的东西，精神和劳力的消耗，可以说达到极点，并且还要得到‘拿摩温’的侮辱和怒骂”[15](p443)。在上海的招商局码头和太古码头上，江北苦力占80%；新关码头的苦力工人中，江北人占50%，青口人占30%。以至于码头上通用的方言，以江北话为主，上海话反退居其次[16](p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