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1-0043-06 按照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一个观代化政权必须实现政治整合过程，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地域性的政权，实现中央政权的集中统一、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的政治整合过程，形成一个统一集中而有效运行的中央权威，政权才具有其合理性或称之为理性化[1](P35)。按此标准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始终没能实现真正统一的形统实分的政权体系。 南京政权从建立那天起，就一直伴随着内部各种势力和派系的纷攘争夺，其中既包括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矛盾和斗争，也包括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争夺，同时又包括基层政权与中央政权的抵制和抗衡。这些派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长期的、普遍的，贯穿了南京政权的始终，南京政权直到崩溃，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本文试从三个层面分析南京国民党政权政治整合的失败从而导致其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权的抗衡——中央权威资源的流失 经过北伐战争，到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时，大部分旧军阀势力被消灭或削弱，但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却在北伐过程中乘机崛起，国内出现了各派国民党新军阀林立的格局，如冯玉祥在陕西、河南一带，阎锡山盘踞山西，北方的张作霖仍控制着东北、京津和山东等地，孙传芳的残余占据着苏北，经过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争斗，到1928年，南京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并在统一币制、取消厘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无法实质性地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如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被分别任命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四个分会的主席，就是对国民党各派军阀割据现状的实际上的承认，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甚至觊觎中央政府。 二期北伐后，围绕地盘分配和军事编遣问题，蒋、冯、阎、李四派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发动了对地方军阀的军事征剿。军事编遣会议后，蒋桂、蒋冯、蒋唐战争相继爆发，均以蒋胜利告终；1930年，蒋又借国民政府名义征剿阎冯联军，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开始了中原大战，冯、阎败北，此后，阎、冯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至此，蒋介石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中削弱了国民党各派军阀，在军事上显然处于优势地位。但这种对异己力量的打击只能说是削弱，而不是消灭，各地军阀仍在重新积聚力量，寻找时机，对抗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 与武装斗争相联系的是地盘，实力派有没有巩固的地盘，往往决定其与蒋介石把持的中央能否持久对抗。凡是具有较巩固地盘者，即使战败，也有可能凭借地盘东山再起。如龙云多年经营云南，地盘巩固，后龙云本人虽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而龙云手下的卢汉等人还能凭借地盘与蒋周旋。反之，凡失去地盘的地方实力派却难以持久，如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将西北军“倾巢”调入前线，未能巩固后方地盘，兵败之后，无立足之地，失去了与蒋武装对抗的依托。可见，派系斗争的胜负决定于武装力量，而没有地盘作依托的武装力量是不能长久生存的。与蒋介石武力较量失利后的各地军阀，与蒋的争斗从此由公开的分庭抗礼转为以地盘为依托的较为隐蔽的权术斗争，如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挟西南以抗中央与蒋的国民政府斗争长达20多年，不仅在军事上对蒋处处掣肘，促成了蒋军的最终失败，而且在政治上处处给蒋施加压力。解放战争后期，借美国政府对蒋失望与不满之机，推出李宗仁，对蒋“逼宫”，再次迫蒋下野，这对蒋家王朝的最后覆亡无疑起了推动作用；阎锡山表面上皈依中央，却在山西经营“独立王国”，龙云在云南，刘湘、刘文辉在川康，马步芳在青海，盛世才在新疆，陈济棠在广东……他们各自占地为王，以国民党委任统治之名，行营私之实，相对独立于中央之外，可以自行发行货币，自立税目，私设关卡，人为地搞地区经济、文化壁垒，形同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他们名为国民党员，却抵制国民党中央派到其统辖区内的代表和设立的机构，国民党地方组织机构，往往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成为他们的统治工具，地方实力派的实权凌驾于地方党和政府之上，在地方实力派统辖区内的军民，只服从当地的‘土皇帝’，无视中央的政令、军令、法令。”[2](P7)直到1937年，国民政府也只能对大约25%的全国土地上的66%的人口建立有效的统治，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四川，其控御机能更加危机了： 在它所偏安的地盘里，只有全国4%的发电量和6%的工厂。对农业社会更谈不上控制，战前10年中，政府收入的83.1%来自关税、盐税和统税，就地方来说又有46%来自江、浙、皖三省，抗战时这些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丧失了。抗战中期，它的年收入只及战前的37%，但费用却上升33%，军队集中在大后方，四川一地供应了所有军粮的1/4至1/2[3](P57)。这就不能不严重影响了南京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和有效行使，给敌对政权的发展壮大造成可乘之机，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前的剿共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