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若干问题述要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炳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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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被重视的课题。最早、最系统的研究成果是张静如教授主编的50多万字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社1991年版)。该书的“导论”部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流,然后分三编系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该书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是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包括:第一,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主体部分,或称之为核心部分。这个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精华。第二,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从动态角度观察,这个部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重要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部分的不断升华,为党的思想的发展创造了前提。第三,“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这是导致党在实践上犯全局性或非全局性错误的思想基础。我认为,这样的划分是必要的、科学的。按照这样的划分,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史。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的综述,本文主要介绍与此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新时期人们着力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写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林代昭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姜义华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黄开沅等编)等,这些成果都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丁守和等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修订再版),李新等主编的《伟大的开端》,彭明著《五四运动史》,陈汉楚编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高放主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史》,戴清亮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等多部论文集和见诸各报刊的大量论文,更说明这项研究已经引起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从研究内容上与以前相比,其主要进展是:第一,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特点、道路、趋势等宏观问题研究,力求从总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传播运动的规律。第二,较多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及交流情况作了考实性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史学、民族学以及人口、妇女等各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第三,突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提出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与重构,在中国传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内容侧重点,及其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与五四以后广泛传播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注:杜文君:《十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张静如、齐卫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发表的《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至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即引进阶段、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阶段。后者,又分为毛泽东思想阶段和邓小平理论阶段。该文集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的情况,认为引进阶段也可以叫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阶段,1918年下半年是这个阶段的开始,结束的时间可以定在1922年党的二大之后。引进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它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介绍进来,到确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过程;是从初识马克思主义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从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试图用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并未能达到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该文认为,在引进阶段,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初步的,加上能够看到的有关书籍不多,以及在文字、词义、语言上的障碍,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和错误难以避免。现在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把共产主义当作理想的社会制度确定为奋斗目标时,并未真正搞清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异。第二,在关于社会主义涵义的认识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缺乏正确的领会和把握,忽视了对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内容的注意。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模式选择上,出于厌恶资本主义的情感,对私有制度的看法偏向绝对化,潜伏下机械、僵化思维定式的根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向全党提出的伟大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从此,后一提法代替了前一提法。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似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提法了。杨奎松在《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与前瞻》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历史课题,它不能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并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只要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要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众多的政治理论问题仍然有着不同的理解,那么,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这种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应该去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和应该怎样具体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争论以至斗争。争论的实质,其实还是一个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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