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民主义”到“中国文化”

——陈立夫统一观的演变

作 者:
张敏 

作者简介:
张敏,1964年生,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200062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陈立夫的一生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半生,他追随蒋介石,与共产党为敌,在旧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后半生,他远离政治中枢,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书立说,遂成为台湾儒学文化的扛鼎之士。在这段时间里,尤值称道的是,他始终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呼吁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可视为其晚年生涯的一大亮点。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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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4-0049-07

      一

      陈立夫对统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1973年,陈立夫化名辜君明在香港《中华月刊》撰文,阐述了中国要强大,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两岸必须统一的观点,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注:陈立夫、陈秀惠:《陈立夫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在坚持统一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陈立夫的立场异常坚定和执着。但在统一的途径和方法上,他的认识前后有别。

      “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陈立夫最初的统一观。据他本人回忆:“民国六十二年(1973年),我向经国弟建议,我们不能常被大陆中共统战,我亦应作反统战之图,彼亦以为然,我遂于国父诞辰纪念大会中应邀担任报告时,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然性’为题,听者动容,不久中央全会召开,即采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议题。”(注: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 1994年版,第405页。)其实,此提议并不新鲜。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始终没有放弃卷土重来的企图,多次叫嚣“反攻大陆”,表示:“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籍武力。”(注:1958年10月23日《蒋杜联合公报》,转引自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15页。)可见,陈立夫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提炼,是蒋介石反统战的策略和口号,实质上没有跳出国民党妄想反攻大陆,重掌中国之政的范畴。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是陈立夫在1988年7月国民党十三大中央评议会上,联合33名中央评议员提出的议案。要求“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一百亿元与中共共同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籍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注: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409页。)相对“三民主义统一论”而言,此说显然是极大的进步,它抛却了党派之争,使两岸人民在统一问题上有了形成共识的可能,因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如果陈立夫先生等人的积极主张得以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注:198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可惜,提案没有获得台湾当局的认可,被束之高阁。但它却奠定了陈立夫在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被台湾媒体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还被推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的名誉会长。

      为使“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设想成为政治实施中的文件,2000年6月,在国民党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第四次会议上,陈立夫与“和统会”会长粱肃戎联署提交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的大会议案。主张“籍由国共第三次合作,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台独,防止分离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注:2000年6月1日《参考消息》。)在国民党方面,率先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因而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二

      作为“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陈立夫曾经是中共最顽固、最反动的敌人,他与其兄陈果夫建立起的"CC"王国,在党、政、文教诸多领域,处处与共产党为敌,尤其是其长期把持的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更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因而,在1949年底新华社授权发表的中国内战首要战犯中,陈果夫与陈立夫被列在前十位。从昔日的反共分子到今朝呼吁国共合作,从鼓吹以“三民主义”指导反攻大陆,到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陈立夫的思想转变令人震惊。然而,综观台湾五十年来的风云变幻,不难理解这绝对是顺理成章之举。

      1、台独势力的膨胀触动其根性上的民族意识。

      台独问题由来已久,一直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心头之患。台独的产生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二战结束后风靡一时的“台澎地位未定论”以及以美日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推波助澜都对台独的产生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所谓“台澎地位未定论”是指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际社会一种阻挠台湾回归的谬论。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定了《马关条约》,赔偿白银2亿两并割让台湾等地。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归中华大家庭。但有人却抛出了“台澎地位未定论”,如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公开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定,或由联合国子以考虑。(注:1950年7月3日《美国国务院公报》。)更有人主张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此举虽遭到国共双方的一致反对而作罢,但美国的态度始终很暧昧,不时找机会作文章。更为严重的是,“台澎地位未定论”日后竟成为台独分子主张台湾独立的法理依据。

      岛内,国民党为巩固政权而采用的政治高压,加剧了岛内民众的对立与离心的情绪。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独裁统治,压制民主势力。在政治上推行“省籍歧视政策”,以台湾受过日本五十年奴化教育,需要改造为由,在各级机关和大中型企业中排斥台湾籍人士,大量任用大陆人主政。在经济上垄断官营和民营企业,巧取豪夺,实行专卖制,剥夺民间企业的经营自由,致使大批企业破产、商店关门,大大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最终酿发了“二·二八起义”。国民党当局调来大批军警进行血腥屠杀,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外省与台籍之间却产生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省籍矛盾由此成为困扰国民党多年的顽疾,更为台独分子的兴风作浪找到了所谓的“民意基础”,时时假借“二·二八”之名,为台独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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