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2)05-0099-04 吴玉章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勇于探索、勇干实践，思想与时俱进的典范。为了追求真理，吴玉章在思想上多次吐故纳新，实现转变，20年代初吴玉章从投身联省自治运动到服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 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一位正在转变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吴玉章参加联省自治运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客观上，资产阶级联省自治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和一定的进步倾向，为吴玉章再次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提供了机遇和舞台。 联省自治滥觞于清末的联邦论，在民国政治斗争中潜滋暗长，20年代初，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演变为颇有影响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潮流。它的矛头直指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北洋军阀和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势力，旨在通过自决自治的方式，实行各省自治，然后联省为国，将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改造为复合制的联邦制，从而达到铲除北洋军阀，扫荡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构筑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目的。其理论形成了以联邦制为模式，以民治主义为核心，以自治自决为途径的完整的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一般民众厌乱思安、发展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良好愿望。 其次，20年代初，吴玉章的思想驳杂而矛盾。他既失望于山穷水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于苦闷与彷徨之中，又钟情于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处于思考与探索之中，在新的探索中，一度对联省自治产生了认同。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迁、新旧交替的转型期，许多人士在思想上颇为复杂，吴玉章也不例外，他深深地感受到，以前的革命每况愈下，陷入困境，必须改弦更张，“从头作起”，然而，“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1](110)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吴玉章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早在1903年，吴玉章就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但是此时既缺乏客观条件，又囿于其阶级立场，社会主义思潮并未对他产生影响。1914年至1917年，吴玉章在法国又一次接触过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并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但吴玉章仍然是以资产阶级立场来审视它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纯学理的层面上。五四运动后，吴玉章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十分强烈，开始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但是，吴玉章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杂揉着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成份。在联省自治期间，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还是模糊的、肤浅的。他虽然宣传社会主义，但认为它“不过改良社会政策”，甚至将它与儒家大同思想与农家神农学说混为一谈，牵强附会，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非甚新奇，吾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此类学说随处皆是，其主义皆与现在之新思潮极相吻合”[2](43)。此时的吴玉章并未真正理解社会主义，还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1920年春夏开始，联省自治运动愈演愈烈。就四川而言，1920年10月、11月，旅沪、京川人就在积极鼓吹，组织团体，川内自治呼声也不绝于耳，与省外川人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连四川军阀熊克武等人也深感“迩来新潮澎湃，自治声浪，渐增高涨，军、政、学、绅、商各界，以及议会中人，咸积极于自治之运动”[3]。为在南北夹缝中力求自保，12月中旬，熊克武、刘湘等人也打出了自治的幌子。在这种情形下，苦心探索新路的吴玉章由于尚未找到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对联省自治也就自然认同了。 在吴玉章看来，联省自治是解决四川时局的理想方案，它对外“可以脱南北漩涡”，“可以免客军蹂躏”，对内“可以肃清盗匪”，“可以整理庶政”，“可以改良经济”，“可以普及教育”，“可以振兴实业”，直至达到“地方分权，全民政治之实现”[2](44)，甚至认为它是“济世圣药，救急之良方”[2](40)。这就是吴玉章1920年12月投身于联省自治的思想基础。其实，参与联省自治的正在转变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乏其人，湖南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一批会员、湖北的董必武、施洋等人都是联省自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在运动中都引人注目。 二 1920年12月，吴玉章在重庆开始从事自治团体组建活动，被推为筹备处总务。在吴玉章周密的组织下，“全川自治联合会”于1921年4月1日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吴玉章被推为主席，并在会上作了报告，著名的《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和十二条纲领也是吴玉章拟定的。全川自治联合会由“各县法团或各乡村及团体之代表推出之代表所组织”[2](45)，四川各县均有代表，代表了四川政、学、绅、商各职业团体的利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是四川资产阶级政治性组织。它也是四川众多自治团体中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团体。 但是，如同全国其它自治团体一样，全川自治联合会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缺乏民众基础的前提下，放弃武装斗争，企图以一纸省宪构筑联邦体制，实行民主宪政。所以几乎所有的自治团体所从事的活动不外是舆论宣传和督促制宪，着眼于自治运动的推动和省宪的制定，当运动一发起，就被地方军阀控制、操纵，这就充分暴露出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侥幸的心理状态。吴玉章的设想也是天真的，他认为：“我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成省宪，不能代替民选的省议会，我们大家已决议实行自治，起草省宪，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1](117)显然，对四川军阀控制下的省议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对全川自治联合会也觊觎已久，采取了分化与收买手段，并试图收买吴玉章，以利用自治联合会作为其民意机构，与熊克武控制下的省议会抗衡。虽然吴玉章坚决予以拒绝，但不少会员代表已被收买，全川自治联合会不得不解散，这样，四川声势最大的自治团体成立不到一月便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