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本文试从内因和外因方面作一下简要的分析。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 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汪精卫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24页。）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注：蔡德金：《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始末》，载江苏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汪伪政权内幕》，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1989年出版，第3页。）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汪精卫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汪精卫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汪精卫的投敌，影响很大。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如下表，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抗击伪军兵力统计表 (1938-1945) 年代 抗击伪军数 1938 78000 1939 145000 1940 255000 1941 348000 1942 555000 1943 735000 1944 782000 1945 955782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第59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主要战绩统计表 （1937年9月——194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