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主潮，从1936年12月12日“捉蒋”，到25日“送蒋”，首尾不过半个月，其始亦惊天，其终亦动地！当时，“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注：宋子文语，载《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何以如此？因其忽起聚落，令人扑朔迷离。关于西安事变，无论是惊诧莫解的当年，还是尘埃落定的今日，争议总是不断。近年来，西安事变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某些关系重大的史实真相，仍然若隐若现，难以水落石出。 一、是偶发还是预谋 西安事变之发生，是有计划的预谋，还是临时的偶发事件？数十年来，人们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双方各有其可信的史实作为依据。 蒋介石的部属张玉荪先生，当年曾随同蒋先生被扣在西安，他在追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时说：“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自己写的，或是夫人（指宋美龄）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所目睹的，张对于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着，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指刚捉蒋）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毁誉于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我私人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只是一桩突然偶发事件，而不是一件早经安排的有计划的行动。”（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第315、316页，1983年6月台北出版。）…… 1989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北会见业余史家郭冠英等人时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那天（学生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蒋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很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注：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焦点版。） 然而，持相反意见者也言之凿凿。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初次密谈时，张便表示，“如蒋降日”，他便“辞而另立，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即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注：周恩来：《关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半个月后，张又向中共代表刘鼎“表白了他的不小的计划”，要开办军官训练团，改造东北军，要“出去大活动”，联络各地方实力派，“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即准备在西北另立新局面，牵延到11月，“得到新爱人（指中共和红军）的老亲们（主要指苏联）的表示”，便“同新爱人度岁月”，“宣布新的同居”，但暂时还要“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但“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注：李云峰主编：《西安事变实证研究》，第156-1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6月，两广事变发生，张与杨虎城密议响应两广（注：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1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版。），周恩来也连发密电，要与张学良会晤，“速定西北发动大计”，但张显然认为时机尚未成熟。7月初，张在答复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说：“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注：拙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第2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但这时的所谓“西北大举”，主要是指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联共联苏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还谈不到“扣蒋”。 据张自己讲，扣蒋的主张，最初是由杨虎城提出来的，“迨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问计于杨，……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注：拙编《张学良赵—荻合集》，第5部，第57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版。）。张所说的“从洛阳返来”，是11月初的事，这是他在1956年末对蒋说的，证明他已承认在西安事变之前一个月，张、杨两人曾谈及扣蒋这件事。但据张的机要秘书栗又文讲，早在1936年8月末，张自己就对“扣蒋”之事有所考虑。那时，张派栗去新疆联苏，行前，栗问：“蒋介石不赞成（联共）抗日怎么办？”张答：“我可以劝。”栗问：“你劝他不听呢？”张答：“可以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的部队中来！”（注：栗又文致史永的信，1982年7月13日，信存全国政协。）10月中旬，蒋要来西安。为了确保安全，蒋指定西安城东的临潼华清池为其行馆，并令其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派张玉荪提前到西安做好安排。但张、杨以“华清池离西安太远，往来不便”为由，向张玉荪建议，以西安城内的九爷府为蒋的行馆。22日，蒋飞抵西安，在机场上，张学良特意叮嘱张玉荪“单独”向蒋报告，已在城内九爷府和城外华清池布置好了两处行馆，请蒋委员长指示前往何处？蒋听后，“愣了一下，便回头望着”钱大钧，意思是“怎么回事？”钱马上说：“到华清池去！”（注：前引《革命文献》，第95辑，第307-309页。）此事表明，在西安事变大约两个月之前，张、杨便对扣蒋有所考虑。 27日，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对张、杨两部军官训话，大谈“共匪”是“近敌”，是“心腹之患”的“道理”。当晚，张的部属苗剑秋致信张，“要求扣蒋”，但张认为还可以通过劝说使蒋转变。（注：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中译本第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张被软禁后，其部属曾悄悄地问他，要想捉蒋，为什么不在蒋去训话那天的会上动手？张答：“你是事后诸葛亮。事先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使他能和我们联合一致，共同抗日”（注：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委会编：《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2集，第52页，内部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