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2)06-0126-07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川陕边红色区域研究，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曾是一个高潮，主要的价值取向在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历史梳理与再现。应该说，其研究成果尽管不如中央苏区那么丰厚，但总体上还是相当可观的。据作者粗略统计，有关川陕根据地的研究著述、历史资料选辑（编）、文献论丛、各具体领域如经济（主要指土改）、金融、商业、文教等的研究成果大约有十几种，尤其是军事斗争方面的研究更是洋洋大观。不少学者都曾为川陕边红色区域研究做出过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注：详可参见林超、温贤美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庭科的《红军长征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龚自德主编的《四川老区概览》，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通江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修的《通江苏维埃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洪荣华等主编的《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昌福、叶绪惠主编的《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有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章太多，此不赘述。）。客观地讲，从党史、革命史研究的角度，川陕边红色区域的整体性研究似乎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和发展。然而，历史的研究似乎从来都不默认已有的权威结论和世俗认定，它不断地启示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继续探索与追寻，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再现它的本来面目。笔者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态，尝试着从社会学、乡村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视角，企望能对川陕边红色区域重新给予审视和定位。 一、红色苏区建立之前的川陕边乡村社会 王桧林先生曾对中国乡村作为基础社会结构的性质有过这样的叙述：“一、乡村是自然形成的自存的社会基层单位。它是一个以‘家’为细胞而组成的、主要靠非政治因素联系起来的共同体。它是自然生成的，和最高权力机关距离非常远，中间隔着数个层次。我国自古有‘天高皇帝远’之说。因此它必然地有着自立、自主、自存、自我调控的机制和功能。这就是乡村的自治状态。这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上的‘乡村自治’。二、乡村是国家权力机关实施其统治作用的基层单位。国家权力机关把乡村政治化，把乡村划分为政治单位，产生了保甲之类的制度。但政治不能把整个社会纳入自己的囊中，也不能完全管理或处理群众多种多样的生活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政治上的统治不能取代乡村的自治功能，还势必利用这种机制。这是过去历代政府和乡绅主张和倡导乡村自治的原因。这可以说是政治学上的‘乡村自治’。”（注：见王桧林为李德芳所著《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一书所写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自古以来，农村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无论是王朝统治的治乱兴衰，还是社会的变动发展，历代统治者都把控制农村稳定农村作为控制和稳定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前提。因此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一直都是他们努力探索和急于达到的政治目标。有学者考订，中国“国家推行的乡村制度从周代的乡遂制、秦汉的乡亭制、唐代的乡里制，到宋代以后定型为保甲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日趋严密。然而近代以后，封建王朝急剧衰落，保甲制度严得废弛，中国社会面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在近代自治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人们开始从全新的视角寻求新时代的乡村社会治理方式”[1]。但是，纵观秦汉以来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总想解决而又始终没能解决好的问题。 1920年，四川开始实行防区制，各军阀统领的军队都有各自的防区。在防区内，军阀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更不是军阀代表国家意志对地方实行有效统治。因为，每一个防区实际上不仅是军阀的“独立王国”，而且在这些防区中既没有国家与社会间应该存在的那种正常秩序，也没有中央与地方间那种正常的行政关系。四川大多数军阀在自己的防区几乎都没有实施过任何有效的引导乡村进步与发展的措施与办法，反而由于他们之间的内战，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 田颂尧军队驻扎过的川陕边地区的自然状况非常恶劣、政治、经济、文化也极其落后，无论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都极不发达。说到工业，其实就是一些家庭小手工业和作坊，大都是土法生产，产品以铁、陶器以及织、染、榨油、编制草帽、席子等为主，其中土布生产较多。商业仅限于土特产和日用品的供销，以本地的小商贩为主，从事贩卖人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如油、盐、酒等，较大宗的贸易多为外地商人把持。文教卫生更为落后。1932年以前，通江、南江两县，不仅没有一所完中，就连设备完善的小学也很少。文盲占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每遇春秋雨季前后，伤寒、痢疾、天花等疾病经常流行，包括花柳与麻风等病发病率很高，死亡率也很高。 川陕边区的社会构成，尽管也经历了晚清社会的动荡，辛亥革命的冲击，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但由于地处边远，波及甚微，其状态与晚清相比基本上无多大变化。从人口与户政管理上看，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曾以清理户口为宪政之始基为由，对四川的人口户数作过一次普查，但他所报四川人口户数，据后人估计分析，多系推测，确数难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名学者施居父曾根据自己四方搜求所得各种宣传年间四川户口调查表册厘正整理，分别编制出全省户口总数及全省144厅州县户口统计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