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如鲁西奇先生的《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王文昌先生的《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彭南生先生的《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以及本人的《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等(注: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光明日报》1993年7月19日。),都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对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尚无专文探究。本文的研究,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离村”就是农民暂时或永久地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离村”情况复杂,流亡、逃难、参军、求学、投亲访友、出嫁、作官等,均在此列,但在“流民的国度”里,“离村”人口中,流民居于绝对多数,正因为如此,人们把“离村率”作为检视流民问题严重程度的一根标尺。农民的“离村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的合力驱动,但农村经济的衰退是至关重要的,对此,笔者在《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作过探讨(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这里拟梳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有关资料,概述农民“离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流民“已普遍于全国的任何穷乡僻壤,并且日益严重化了”(注: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2页。)。流民问题的严重性,用“离村率”衡量,表现在农民离村人数的明显增加上。根据时人的抽样调查,可以计算出20年代中国农民的离村情况: 表1 20年代中国农民离村情况表 地名 调查村数 人口总数 离村人数 离村率% 江苏 仪征 5 2084 30 1.44 江阴 17 3414 80 2.34 吴江 20 1372 67 4.88 安徽 宿县 12 3478 105 3.02 山东 沾化 20 5857 513 8.70 河北 遵化 18 9085 241 2.65 唐县 24 6177 281 4.55 邯郸 18 4236 77 1.82 盐山 803 70 8.72 浙江 萧山 10355 795 7.58 资料来源: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11~113页;另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6~637页;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第71页。 据上表所示,2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的离村率,从1.44%~8.72%不等,平均为4.61%。历史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列表如下: 表2 30年代中国农村离村率表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第173页。 显而易见,“离村率”较之2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份统计资料是综合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几千名分布在各地的报告员的上报材料得出的,虽然未将辽宁、吉林、黑龙江、蒙古、西康、西藏、新疆等地离村情况统计在内,但仍具有普遍意义。据此,22省全家离村的农家数为1920746家,按一家五口计算,则为9603730人,加上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如果一家仅一人离村)3525349人,便大大超过了1000万人,而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农民离村问题之严重,今人瞠目结舌。 对同一地区的“离村率”进行追踪调查,更能显示出流民问题严重性的“动态”。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注: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页。),其中定县最具有典型意义。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定县历年外流人口有如下表: 表3 1924~1934年定县历年外流人口统计表 1931=100 年份 往东北 往其他各地 离村总数 离村率(%) 指数 1924 1085 451 1536 0.384 112 1925 394 338 732 0.180 54 1926 372 409 781 0.200 57 1927 398 369 767 0.190 56 1928 284 258 532 0.130 39 1929 325 449 774 0.190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