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11-0051-06 一、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认定 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某种具体的客观事实。但是，某种客观事实从整体社会现象中分离出来作为社会问题而存在，还应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这一社会现象违背了社会的主导价值原则和社会规范，被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有问题”的，感到它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事实只有在认识主体作出否定性的价值评判之后，才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认为，社会问题包括了客观事实与主观认定这样两个方面因素的整合。 在社会问题的认定过程中，往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参与其中，通常表现为：利益受损集团的不满、社会敏感集团的呼吁、社会舆论集团的宣扬、公众的普遍认识和接受。社会成员对某种社会现象的上述反映，是认定该现象为社会问题的基本环节。但是，在社会问题的认定过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权力集团。[1]因为只有社会权力集团调动其政治、经济资源，把公众认定是“问题”的社会现象的解决纳入其职责范围内，即对所谓的社会问题制度化，社会问题才具备了合法的地位和解决的可能。 社会结构是影响社会成员认定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建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在短暂急剧的变革中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确立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二是国家权力前所未有地向社会领域渗透，社会权力日趋萎缩，一些传统的社会组织被瓦解，一些被保存或新成立的社会组织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其结果是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三是在民众社会生活层面，表现出日益浓厚的政治化倾向，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充满了理想化色彩。 新的社会结构使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认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一，党和国家在认定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大大超出了一般社会的权力集团，社会问题认定的其他环节是薄弱的或缺席的。其二，在社会问题的形成分析上，主要不是从当下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求社会问题的成因，而是把社会问题看作是旧社会的遗留物，从烟毒问题，到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与这一观点相关联，人们在社会问题的认定上形成了两点基本认识：一是认为社会问题与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落后的社会制度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二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不存在社会问题的。其三，将社会问题政治化。与民众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倾向一致，建国初期人们多从政治的角度去认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往往被视为政治问题。如当时对粮食问题的理解：“粮食问题里面有思想问题。在思想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倒退的时候，粮食问题就紧张起来；相反的，在思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粮食问题就会趋向缓和”。[2]其四，社会问题容易被遮蔽。由于把社会问题的发生与社会制度的优劣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会尽量不去谈论甚至不敢谈论社会问题，社会成员理想化的行为取向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心态。而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则导致社会问题认识主体的单一化，从而影响到对社会问题的发现。然而，社会某些方面的失调并不因为没有得到认定而削弱或消失，问题事实依然存在。这就使得不少社会问题的事实被遮蔽，没有能够取得社会问题的合法地位。 从社会问题研究的角度来看，建国初期可以构成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大致包括三种类型：其一，一方面由于社会问题的生存惯性，一些产生于旧社会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如娼妓问题、烟毒问题、盗匪问题等；另一方面，由于滋生一些社会问题的社会条件并没有立即消失，从而使一些旧的社会问题继续存在，如通货膨胀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等。其二，这一时期属于新结构、新规范取代旧结构、旧规范的社会转型时期，旧结构、旧规范丧失了合法地位，而新结构、新规范的建立和得到普遍认同有一个相对迟缓的滞后期，由此带来了社会某些方面的失调，如婚姻家庭问题、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力问题等。其三，由新结构、新体制带来的社会失调，如社会流动停滞、二元结构等由计划经济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建国初期认定社会问题的特点，决定了上述问题事实的认定结果并不一样。第一、二类问题事实被视为旧制度、旧规范的产物，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它们的“问题性”得到了肯定甚至是强化，取得了社会问题的合法地位。这些取得了合法地位的社会问题在建国之初大量存在，如：失业问题、贫困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粮食问题、劳资冲突问题、住宅问题、婚姻家庭问题、烟毒问题、娼妓问题、游民问题、乞丐问题、盗匪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干部贪污腐败问题等等。第三类问题事实正是我们所指出的被遮蔽部分，它们没有取得社会问题的合法地位，或者说，在建国初期这些问题事实不被看作是社会问题。 二、建国初期社会问题的治理 如果把建国初期认定的社会问题作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治理社会问题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得到了根治。限于篇幅，本文只述及治理娼妓问题、烟毒问题、灾荒问题和失业问题四个方面。 （一）治理娼妓问题。建国初期治理娼妓问题大体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将妓院纳入管制范围，限制其发展，这是彻底禁娼的准备阶段。准备工作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管制老板”，由公安机关对各妓院老板的姓名、住址、有多少妓女等情况进行登记，禁止妓院老板虐待妓女、做非法生意；二是“斩断来源”，只准减少妓女，不准增加，禁止阻止妓女从良；三是“教育妓女”，向妓女灌输妇女当家作主的思想，动员她们和老板作斗争；四是“麻烦嫖客”，如北京市规定，各家妓院必须详细登记住客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每日22时前交派出所备核，有段时间，派出所一查到嫖客，就在他们的证件甚至在汗衫上印上“嫖娼查讫”的戳子。[3](P264)第二步，封闭妓院，收妓女进教养院教养。这是治理娼妓问题的关键一环，它标志着卖淫嫖娼从此为国家法律所不容。到1953年，妓院封闭工作结束。第三步，收容改造暗娼。暗娼难以登记，且自甘堕落者较公娼多，有些人属屡教不改。因而对暗娼的收容改造方式有所不同，如上海市自1954年第四季度起采取的新措施包括：由成批收容改为经常性收容，发现一个，收容一个；适当延长教养期限，必要时采取强制劳动的措施；对安置出所者，都要和当地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并将材料转至其居住的派出所。经过上述步骤，到50年代后期，仅经过七八年的时间，在中国沿续了几千年的娼妓问题得到了彻底清除，1964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各种性病在中国大陆已经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