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6,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02)03-0001-10 一、政策和策略的酝酿 1947年以后，中共的军事斗争进入了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阶段。在走向全国胜利的过程中，接管城市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是中共的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共学会管理国家的全新课题。 随着中共军队愈来愈多地攻占中心城市，如何才能保证长期活动于农村的部队入城后严格执行政策，不致出现放纵和混乱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7年2月举行莱芜战役，部分士兵把城里的电灯、洗澡盆砸坏，“马夫将马拴在洋房里，均在沙发上拉屎拉尿。”德州和五台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德州的“福音堂都给弄坏了”，“五台山的石刻像都被挖心了，据说里面有金子的缘故”。陈毅曾经严厉批评这“与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无异”。[1](p.31)1947年秋天攻克榆林，在高家堡再次发生破坏纪律问题：没收商店，向商人派款，查抄敌军军官家属的财产。毛泽东批示西北野战军，“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2](p.7)1947年4月5日举行正太战役，收复井径、阳泉等地，“部队民兵民夫与后方机关乱抓物资，乱搬机器，因而使这些工业受到致命破坏。”收复张家口之后，“领导机关随即迁至城市，因而引起许多干部均往城里跑，在城市乱抓乱买东西，贪污腐化。”[2](p.54)在东北，历年来“除少数城市外，都曾发生过违犯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行动”，“直到攻占四平、鞍山，收复吉林时，侵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仍然继续发生”。[2](p.210-211)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能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不切实际地大幅度提高工人的工资。朱德曾在河北河间县一家面粉厂调查，发现“熟练工人吃小灶，一般工人吃中灶，办事人员吃大灶，工人工资最高的一月六七百斤小米，形成工人与管理人员对立”。[3](p.227)1947年11月收复石家庄，虽然进行了事前教育，仍出现问题。主要是：（一）士兵的流寇行为。“不少士兵照过去的经验拿取东西，并鼓动城市贫民去夺取物资”。先是搬取公用物资，后来“抢劫私人财物”。“大批煤粮及其他公物被抢，许多公共建筑的门窗杂物亦被破坏或取去，私人被抢者亦不少”；（二）根据地各党政机关蜂拥入城抢购。“太行、五台、晋绥各机关派遣人员到石庄搜集与购买物资者，共约万余人”。“他们不顾一切，破坏各种财产，例如运输队人员就拆走好汽车的轮子，工厂人员就搬走某些机器或零件，机关商店人员就抢购大批货物”；（三）领导机关管理不力。中共石家庄地下组织有党员400多人，但在解放该市时，“除有个别能剪断电线及带路”外，“一般没有作用”。其中“有很多是极不纯洁的，抢东西及后来乱斗乱捕乱没收东西等现象，许多就是他们带头干的”。“市政府及市委，对城市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模糊的”。从根据地带来的干部对情况不熟悉，与群众毫无联系，而且“还带了乡村中清算恶霸地主的一套经验进城”；（四）执行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错误政策。石家庄是国民党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其党组织系统相当健全，有国民党党员万余人，工厂铁路职工中一般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复前，各地逃来上万地主。所有这些，造成当地社会成份极端复杂。但是，解放后没有着手在群众中清查国民党员与逃亡地主，反而立即组织“救济失业，每人每天发米三升四升”，发动清算斗争。“笼统地提出了由工人、贫民当家，工人武装及翻身报仇等口号，在日报上每日登载这类煽动的文字和消息”。由于情况不明，许多国民党员、特务与逃亡地主加入工会，并被选为工会及贫民会委员。乱打乱斗情形严重。“在清算汉奸恶霸及被克扣之工资等口号下，清算了一些商店及工厂监工工头与保长等，并在大会上使用肉刑，打死数人，没收了数家商店，扣留了不少要清算的对象，因而在全市引起恐慌”。 入城部队首脑机关先后采取坚决措施，其办法有：（一）果断处理突发事件，坚决制止哄抢。“实行戒严，断绝交通，并枪决数人”；“通告四乡地方党政”阻止农民进城；禁止任何机关搬取或抢购物资，“并分设卡子，截留一切人员向外转移的物资”；（二）制止乱捕乱斗，稳定社会秩序。由市政府发出布告，“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迅速组织人民法院，接受群众控诉，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所有逮捕、没收、赔偿及对罪犯的处分，均经人民法庭有秩序的进行”。[2](p.54-57)限期登记国民党员和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审查期间禁止其参加政治活动，经审查无罪恶者不予追究。对已经被捕的千余名国民党员及特务，经审讯，处分少数罪大恶极者，留用少数有用者，余均释放；（三）尽快组织民意机关，安定职工生活。市政府几次召开座谈会“宣布政策”，并预备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政府咨询机关，同时筹备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四）积极组织工厂复工，职工工资只进行适当微调。“一般不能增加工资”，“只保证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2](p.58)“暂定工人每人每日发救济米五斤，最高工资每月每人不超过二百斤”。[3](p.227)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通过决定，规定了进入新的军事反攻阶段必须执行的若干政治、军事、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城市政策。3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西北局所辖地区党政军机关，“特别是关中、延属、陇东、黄龙及河东九、十分区各地党委”，[2](p.91)应予认真贯彻落实。 《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共有九条。它规定，保护宗祠、庙宇、教堂、清真寺、民间医院、公共场所、名胜古迹、学校，保护学生、教职员及一般知识分子。取缔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政府，其中贪官污吏、豪绅、恶霸、特务分子“应组织人民临时法庭，公审严处”；其作恶不多，民愤不大者，可令其登记自新，宽大处理；无劣迹之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政府公务人员，一律从宽免究；真心赞同中共革命政策，并无恶迹之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政府公务员、退伍军人及民主人士，经考察合格可酌给适当工作。《决定》要求保护工商业，“不得有任何没收物资及捉人等破坏行为”。即使是官僚资本或恶霸反动分子经营之工商业，亦应在当地已成为巩固地区时才能没收，但“应由民主政府接管经营，或转交人民合作社经营，一概不得破坏。”军队一般“不应向工商业资产阶级筹款”，万不得已时经前委批准，可向大资本家“酌量劝募”。军队给养，一般应向地主阶级征发以及夺取敌人仓库解决。“必要时，向富农征借”。一切给养，均须统一调配，按标准分配，反对贪污浪费，并由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2](p.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