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蓉蓉,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15021

原文出处:
江苏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期间中共民间外交能广泛开展的主要原因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为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策略依据;美英对华政策的转变对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也为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条件。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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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西方外交学理论认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注:戈尔·布思:《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通常被理解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官方交往。而大量的现代外交实践表明,外交工作的开展交不仅局限于官方层面,还包括民间外交。所谓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涉与交流(注:王庭岳:《崛起的前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它包括一切不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团体以及有影响的个人的对外交往活动,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中共在抗战时期一直处于非执政地位,它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都属于民间外交范畴。

      学术界对中共民间外交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总体说来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且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斧正。

      一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多种渠道,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民间外交。

      第一,与国际友好人士的交往。抗战时期,中共交往的国际友人成分复杂、人数众多、国籍分布广泛。其中交往最频繁、影响较大的是作家和著名记者,如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英国的贝特兰等;有国际问题专家,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毕森;有宗教界人士,如美国的鲁茨主教、传教士希金斯等;有医生和科学家,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等;有军人,如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还有一些是党派领袖,如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又名林哲、冈野进)、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等。此外,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南道尔。这些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白求恩、德国记者希伯等。

      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推选朱德、日本代表森健、朝鲜代表武亭等组成主席团,荷印革命家阿里阿罕为主席团主席。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东方各民族人民应紧密团结,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会议还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注:《解放日报》,1941年11月4日。)。

      第二,与国际民间和官方组织的交往。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世界学联代表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

      世界学联全称是“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作为进步的国际学生组织,它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关注,多次表示要“无条件援助中国”。1938年5月,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柯乐满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抵达武汉。其主要目的是“调查中国英勇抗战之实况及日本侵略之非人道的真面目”,并将“所得真相传播于世界青年与学生之前”(注:李正冠:《世界青年之同情》,《大公报》1938年5月30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特举办有400余名中外来宾参加的盛大茶话会招待他们。6月,代表团抵达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就他们提出的关于建立边区的意义、中共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并指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抗战虽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全世界人民(注: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毛泽东精辟独到的论述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回国后要做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4年6月,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早在1943年初,英美等国记者就向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表示要访问延安的意向,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未能成行。随着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在华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兴趣愈益浓厚。1944年2月,他们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允许外国记者到西北中共控制区域访问。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虽然作了种种限制,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外记者的西北之行。针对中外记者提出的“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的要求(注: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毛泽东特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中外记者,明确表示:“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注: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后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国共谈判、第二战场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强调中国需要一个民主制度,还是进行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叶剑英向记者团介绍了中国抗战七年来的历程,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业绩,指出自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截止1944年3月,中共军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只占16%(注: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在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共还特别注重与西方有影响的报社记者进行沟通,如毛泽东、朱德分别与美联社的斯坦因、合众社的福尔曼进行数次交谈,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内外政策以及与盟国合作的问题,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抗日战略及有关政策。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期间还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及一些工厂、学校、医院,部分记者还赴晋绥根据地采访,并观看了八路军奇袭汾阳的战斗场面。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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