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8-0114-05 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中，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各起了什么作用，即谁是事变的策划者和发起者，事变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说法。后来的研究者一般都采纳李宗仁一面之词，认为陈济棠是事变的发起者，而且他发动事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迷信思想作怪。（注：如张同新称：“两广联合行动的酝酿说明，陈济棠的主观动机政治投机占主导地位。”见张同新：《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3页；《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亦称陈发动事变的原因之一为“迷信天命”，见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笔者认为，陈济棠是两广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但事变的发起者实为李宗仁、白崇禧，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定反蒋的决心。弄清这个问题，事关恢复和认清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并涉及对陈、李、白等人的历史评价和两广事变的性质判定等问题。为此，笔者就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问题进行考证论述，并由此顺便论及事变的性质。（注：论述两广事变性质的文章有：李静之：《“两广事变”性质初探》，《历史档案》1985年第2期；谭庆：《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沙东迅：《论两广事变的性质》，见《粤海近代史谭》，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夏潮：《试论“两广事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有的说是“抗日反蒋”，有的说是“联日反蒋”，有的说是派系之争。均欠确切。） 一 在两广事变之前，两广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两广地方实力派以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招牌，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相抗衡，保持一种独立和半独立的状态；陈济棠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两广地方实力派中起着主导作用，桂系要仰仗陈济棠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才能与蒋介石对抗，但陈济棠并不干预桂系内政，桂系却一直在推动陈济棠反蒋。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在广州逝世。蒋介石乘机要拔除西南两机关，统一西南。两广地方实力派心有不甘，便发动了两广事变。由于陈济棠的作用和影响，他当时的态度实际上是事变能否发动的关键因素。但究竟是他的态度影响了桂系，还是桂系影响了他的态度，当事人的说法却大相径庭。 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白崇禧和陈济棠联系最为密切，活动最为频繁，影响也最为深刻。但白崇禧的回忆录对事变只字未提，陈济棠则语焉未详。他在其自传稿中对事变的记述相当简略：“廿五年六月，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抗日时机亦已成熟，及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并由党部募捐款项逾数十万元，分别援助之抗日军，及韩国革命志士，以增进抗日声势。而中央认为时机不到，制止余之行动，国人亦间有误解余之主张，诸多揣测。余以耿耿忠心，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即发表通电，自动下野赴港。”（注：《陈济棠自传稿》，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第43页。）显然，白崇禧和陈济棠都在淡化两广事变的严重性，而且陈济棠把发动事变的原因归结于“北上抗日”，这是不完全真实的。 李宗仁是两广事变的另一主角，他在回忆录中也是尽量淡化事变的严重性。在关于两广事变的章节中，李宗仁对于“活龙口”（陈葬生母于洪秀全祖坟风水穴上）、“机不可失”（迷信相士之言，以为反蒋“大运已到”）、“陈维周为蒋介石算命”（称蒋“骨相”不如陈济棠，难过1936年这一关）等故事，大肆渲染，可是对于桂系如何暗中策划事变及事变的真正预期目标却毫未提及。仿佛事变的责任完全在于陈济棠，他与白崇禧早就料定事变必败无疑，参与事变无非是碍于情面为陈抬轿子而已，而陈一走事变就告结束。（注：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口述：《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年，第433-437页。）桂系的重要成员、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也持相同说法。他称胡汉民去世后，陈济棠和其兄陈维周得知蒋介石将对桂用兵，“兄弟密商竟日，以为粤桂相依为命，蒋如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与其坐以待毙，何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计议已定，遂以此一决策与广西方面商讨。”此后，李、白、陈曾多次讨论，“李、白主张慎重，邹鲁也反对用兵，但陈济棠却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至是，李、白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与陈济棠共同行动”。（注：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86页。）李宗仁和程思远都把两广事变发动的责任推到陈济棠身上，桂系似乎是迫不得已的追随者。 与上述说法相反，广东军事将领将发动两广事变的责任归结于桂系。两广事变爆发后通电投蒋导致陈济棠下野的余汉谋称：“二十五年（1936年）上半年，他（陈济棠）受不了李、白的怂恿，再加上韩复榘、刘湘等派人来广东游说，遂又称兵反抗中央。陈济棠太自信，又相信他的那位老哥陈维周。陈维周脑筋不清楚，李、白利用他，把他捧上了天，他就嗾使陈伯南反判中央。”（注：《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军系与民国政局》，台湾近代史所“口述历史”之七，第226页。）两广事变爆发后“封金挂印”的李汉魂称，白崇禧早在5月17日即已悄然来穗活动，并约李汉魂、邓龙光夜谈二三小时，对此次事变起了重要策划推动作用。（注：《李汉魂将军日记》，香港1975年版，转引自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3页。）陈济棠的另一将领李洁之称：胡汉民去世后，白崇禧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白对陈治粤成绩备及推崇，然后谈论形势，竭力怂恿陈济棠反蒋抗日。白大说蒋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疑，财政如何困难等等，以加强陈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白又大谈两广的有利条件，称反蒋机会千载难逢，不应错过。“陈济棠听了白的形势分析以后，认为十分精确”，加之“陈一向相信乃兄的星相之术，故亦认为此时反蒋正合时机，一经白崇禧提出粤桂联合反蒋的建议，他便欣然接受，决心大干一场”。（注：李洁之：《陈济棠主粤始末》，《南天岁月：陈济堂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4页。）余汉谋、李汉魂和李洁之都把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说成是受桂系怂恿推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