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4-0060-05 民众运动是中国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基础，陈独秀对民众运动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演绎的过程。他在不同时期对民众运动持有不同的态度，最终选择了政党领导之下的民众运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否定民众运动 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对民众运动持否定态度。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在祖父、母亲的督促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96年参加县试勇夺秀才第一，但1897年的江南乡试让他看到社会上的种种奇闻怪状，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由“选学妖孽转到康梁派”（注：《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随着形势的发展，戊戌维新如昙花一现，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连续五年的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些都促使陈独秀动摇了对改良派的信仰，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转而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并且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他总理《国民日日报》编辑事务，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思想；他参加暗杀活动，曾与吴樾在芜湖科学社密商暗杀五大臣之事。他还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为安徽革命和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时并未认识到要提倡民众运动。他所热衷的暗杀活动是个别人的一种冒险行为，没有和民众建立联系；创建岳王会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派别运动，和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一样都是主张先进人物的团体，并没有注重发挥民众的力量。 陈独秀在五四以前不提倡民众运动，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第一，这是由陈独秀个人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的。他认为“社会国家之进步也，其道万端，而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他把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亡寄托在英雄人物的身上。另一方面，他轻视民众的力量，看不起民众。他说“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第一桩，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第二桩，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这种“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并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这种鄙视民众，看不到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思想认识是陈独秀这一时期否定民众运动的思想基础。 第二，陈独秀反对民众运动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认识到发动人民群众的重大意义。戊戌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希望通过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把救亡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的身上。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害怕发动民众。民主革命派如孙中山、黄兴等虽然看到革命的威力，但仍未发掘出人民群众的潜力。他们的革命方式是通过建立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中国同盟会团结全国革命进步人士，联络当时社会上有力的反清力量会党，并争取清政府中具有进步觉悟的新军来发动武装起义。这类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在这样的环境下，陈独秀当然难以想到去发动民众，依靠民众的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第三，值得强调的是当时民众的觉悟的确不高，他们首要的事情是维持生计，未用太多的精力去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许多国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忠君思想浓厚，不敢彻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在这种“民智不开化”的情况下提倡并兴起民众运动的确不易。 但是陈独秀这种否定民众运动的态度并不是一贯到底的，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二、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端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提倡排斥党派运动的民众运动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孙中山反袁的“二次革命”又遭到武力镇压，陈独秀一度陷入消沉苦闷彷徨之中。他开始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陈独秀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民主共和”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是因为缺乏民众觉悟的基础，改造国民性是当务之急，中国的改造与进步有赖于国人爱国心自觉心的确立——中国人的“最后之觉悟”当为“政治的觉悟”，而“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这样的认识是陈独秀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提倡民众运动的前提。 辛亥革命失败使陈独秀对政党政治失望，转而提倡国民运动、国民政治。他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国民根本之进步。”针对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劳民伤财、争权夺利的现象，他评价道：“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之所主张抗斗……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3页。）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党制暴露了它不能适应战争需要的弱点，因此陈独秀对政党政治产生怀疑。“纯全政党政治，唯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最早实行政党制的英国面临战争威胁时的力不从心对于一向喜好资产阶级民主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个打击。陈独秀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想把中国建设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曾经选择了资产阶级政党制。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他逐渐对政党制失望，转而追求其它的民主形式，即国民政治，并指出“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他断言“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3页。）陈独秀否定了包括中国同盟会在内的政党政治和党派运动，并直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