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疆的对外交涉，主要是对苏（俄）的交涉。近代新疆的历任主政者都十分清楚，要想保持新疆政局的稳定和促进生产的发展，都必须谨慎认真地处理好与苏（俄）的关系。因此，综观近代，特别是1911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的对苏（俄）政策，虽然因国内外政局的急剧变化出现一些波动，但新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努力保持和发展对苏（俄）友好的基本方针没有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置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员办理对苏（俄）交涉事务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对中央政府不管谁上台执政，都拥护，对外交涉中始终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名义进行，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杨增新报请北京政府，让张绍伯以中央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的身份任新疆外交署长，参与新疆对俄国的各种交涉活动。张绍伯是当时新疆少有的对俄外交人才。他一上任即编辑了《新疆外交报告书》，由新疆外交研究所印刷发行，作为指导新疆对外交涉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对俄具体交涉中由于杨增新大权独揽，张绍伯并无太大的实权。这一时期，新疆的对外交涉活动，有的也并不一定能代表北京政府的意见，但杨增新在对外交涉中，一直没有放下北京中央政府这面旗帜，这也正是杨增新在办理外交中的高明之处。因此，后来主政新疆省者大多都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有时又称“新疆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办理新疆对外交涉事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新疆对俄交涉也变为对苏交涉，但“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在新疆仍然设置，只是由樊耀南接替了张绍伯的职务而已。在这一时期对苏交涉中，樊耀南一直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工作，并在双方的来往照会中也以“新疆代表、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自称，直接参与了对苏的重大交涉活动。例如1924年经数年谈判而成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签订，新疆发送给苏方代表的文件名称就写作《新疆代表、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员樊耀南致俄方谈判代表照会》。（注：参见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1928年金树仁主政新疆后，仍保留新疆外交署机构，由其亲信陈继善任外交署长，并以“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身份办理对外交涉事务。例如陈继善代表中国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政府代表在1931年10月1日签订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附文第四号中说：“其实行以上各节之手续及条件，将来由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会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共同商订之。”（注：参见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9页。） 1933-1944年，盛世才主政新疆，为适应国内外政治形势及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前后执行了不同的对苏政策，因此新疆外交机构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外交部驻新疆特派交涉员”一职也曾发生过保留、废除、再设立的变化。先是保留金树仁时期遗留下来的新疆外交署机构，由陈德立任署长，在办理对外交涉时，还用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身份。在这一时期陈德立对苏交涉中曾办了几件大事，诸如向苏联借兵、借款等，为盛世才政权的巩固立了大功。1935年以后，盛世才在苏联帮助下巩固了政权，自认为有了称王称霸的能力，便不买国民党政府的账，自称是中国国内与国民党、共产党相提并论的第三大集团。他把原新疆外交署改为新疆外交处，降低行政级别，表示是新疆边防督办下的一个机构。在对外交涉中，时任新疆外交处长的王宝乾也不再使用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名义，表示新疆可以独立办理外交事务。例如1938年8月24日新疆对外交涉的一份文件名称就是《新疆外交办事处处长王宝乾呈文》。（注：参见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派驻新疆的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吴蔼宸，差点还被盛世才罗织到所谓的“阴谋暴动案”中送了性命，不得不设法转回内地。1942年以后，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政府。9月，国民党政府在新疆恢复外交特派员公署，任命曾留学美国的吴泽湘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标志着新疆的涉外权力又重新回到中央政府手中。 1944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新疆省主席吴忠信走马上任，到1949年9月新疆和平起义为止，新疆省主席又先后由张治中、麦斯武德、包尔汉担任。在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新疆这一时期内，为了求得苏联的合作，稳定新疆政局，新疆当局一直比较重视对苏交涉。 吴忠信上任后，举起治新“三板斧”，打算在新疆干一番事业，其中之一就是“敦睦外交”，重点是坚持对苏联执行友好政策。为此，吴忠信建议把外交部派驻新疆的交涉员、有亲美倾向的吴泽湘调离新疆，而把曾在苏联留学、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多年、对苏联比较了解的刘泽荣调到新疆任职，以便积极开展对苏交涉。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及对外政策的需要，苏联支持新疆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方针没有变，因此，不仅阿勒泰地区反政府武装斗争的问题没能解决，而且随着1944年11月“伊宁事变”的发生，反政府武装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称“三区革命”）。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刘泽荣的对苏交涉活动自然不能顺利开展，更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