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1;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52-06 日本所设东亚同文书院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所神秘学校。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它鲜有研究。1995年苏智良先生在《档案与史学》第五期发表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1997年1月单冠初先生在同一刊物发表了《试论东亚同文书院的政治特点——兼与西方教会大学比较》。笔者1995年留学日本时曾接触到东亚同文书院的史料，近几年来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本文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关于该书院的史料，拟从书院与近代中日关系这一新视角，对其产生背景、历史活动和危害进行探讨，并就教于识者。 一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开设的，在探讨书院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将该会的情况略加叙述。 日本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它的出现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激怒了觊觎此地已久的沙皇俄国，因此出现了“三国干辽”之事。俄、德、法三国联合打压日本之后，乘势伸张在华势力，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即成。这种国际形势引起日本朝野内外的关注，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所谓研究中国问题的组织。1897年日本众议院议员犬养毅、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和新闻界的陆实、池边吉太郎等人组成了东亚会。几乎在同时，常年活动于中国的大陆浪人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和日本政界要人近卫笃麿、大内畅三等人组成了同文会。1898年11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流，组成了东亚同文会。 东亚同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四条纲领：1.“保全中国”。2.“协助中国与朝鲜的改革”。3.“研究中国及朝鲜的时事，以期实行”。4.“唤起日本国内舆论”。[1](p470)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组织怎敢妄称“保全中国”以及“协助中国和朝鲜进行改革”？它之所以提出如此的纲领，是因为该组织拥有着雄厚的政治资源，它的会员多为明治以来日本各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898年该会成立时，会长是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近卫文麿之父），16名评议员中有后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和清浦奎吾，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谷干城，肥后藩主细川家族成员长冈护美子爵等等。即使普通会员也非平庸之辈，如后任驻华公使的宗方小太郎，后任驻美、驻德大使的植原正直和小幡西吉，江藤新平之弟江藤新作，以及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非常有名的头山满、平山周、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等。 所谓“保全中国”其实隐藏着不可示人的目的。如前所述，列强瓜分中国之祸完全由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肇端，接下来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使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坐立不安，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不得不变换手法。于是，1898年成立的隈板内阁提出了所谓的“大隈主义”，声称要援助中国、“帮助中国改革和自强”、“保全中国”等等。“保全中国”实际上是“兴亚论”的代名词。在此之前，在对外如何扩张侵略的问题上日本国内曾有“脱亚论”和“兴亚论”之说。所谓“兴亚论”与蔑视亚洲邻国的“脱亚论”貌似相反，其实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旨。“兴亚论”主张以日本为盟主，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使东亚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起来，对付欧美对亚洲的侵略。[2](p3)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就是一个“兴亚论”者。他认为，西方对亚洲的侵略是种族性的，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他曾提出所谓的“亚洲门罗主义”，宣称“东洋实为东洋的东洋，处理东洋问题，是属于东洋人的责任，清国国势之不振，其弊端在于政治，不在于民族，如能共同携手从事于保全东洋，并不是不可能”[3](p16)。从近代中日关系史来看，所谓“兴亚论”或“保全中国”论，显然是指在日本还没有能力独占中国之前，决不坐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于是假借保全之名以保留日本独吞中国的机会。对于这种谬论，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先生曾指出：“这种日、朝、中的反帝联合或亚细亚的主张，只有在反对日本本身的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才可以说是真实的。如果不反对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仅仅反对欧美的侵略，那么这种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只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来对抗欧美帝国主义，而自己却在亚洲扩张势力的一种政策。”[4](p231)综上所述，日本东亚同文会的出现及其纲领都与日本的侵华策略相连，从实质上讲，它是受日本对外政策影响的一个政治团体。 东亚同文会组成后，要求会员把“保全中国”作为压倒一切的急务，密切注视。它在日本东京设立本部，在中国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设立支部，发行报刊，调查中国情况，同时决定在中国开办学校。据该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记述，“东亚同文会在关于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方面，早就有在南京设立东亚同文书院的计划”[1](p488)。不过，这个计划的出笼却是受荒尾精的影响。 荒尾精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1886年他被日本参谋本部以现役中尉身份派到中国，在日本老间谍岸田吟香的资助下，以商人身份在汉口开设药店“汉口乐善堂”，以做买卖作掩护，进行收集中国情报的活动。当时日本陆军的主流派主张日本应该集中兵力破山海关而直取北京，速胜而缔约，达到割地赔款之目的[5](p39)。在中国活动三年，荒尾精详细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军事侵略中国并非上策，因为那样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且耗费国力。另外，他亲眼看到了欧美列强肆意抢占中国的市场，而日本在对华贸易上远远落后于欧美。他认为“要把东亚大局获到盘石之安的首要手段，为中日两国的经济提携，尤其以积蓄能够同欧美列强相颉颃的实力为急务”[1](p482)。为此，他主张在中国设立“日清贸易研究会”，一边培养中日贸易专家，一边调查中国商业情况，把中国的贸易权从欧美手中夺过来。由此看来，荒尾精并不反对侵华，他只是主张一种更高明的办法，即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1890年他回日本述职时，将他在中国之见闻与收集的情报资料写成了两万多字的《复命书》，呈送给日本参谋本部。据《对华回忆录》上记述，“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藏相松方正义、农相岩村通俊等听到后，对于他的雄图，大为赞赏”[1](p483)。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1890年荒尾精在上海开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该所实际上是一所专门招收日本学生的学校，学制三年，所学课程主要是汉语、商业地理、经济等。该所共办三年，有89名毕业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停办。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该所的学生几乎全部投入对中国的战争，《对华回忆录》这样记述该所学生在战争中的表现：“该所的毕业生，几乎全部抱着献身祖国的志向，有的担任军事翻译，远赴前线，有的带着秘密使命，潜入敌境，血染草原。”[1](p4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