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36;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0-0072-06 20世纪30年代，在梁漱溟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之际，河南省西南部的宛西地区也在“地方自治”的旗号下，进行着一场“以自卫促进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目标的区域性现代化实验。这场社会变革活动所具有的强烈的自救、自保意识和浓厚的内向型的地方主义色彩，从不同侧面凸现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6B25027)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一 宛西自治是当地民众摆脱混乱和贫穷的自救意识和情绪汇聚与张扬的结果。这场活动的倡导者彭禹廷一方面依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模式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用孙中山的学说规划了到达彼岸的既定程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宛西地区社会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各种秩序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而造成这种互为因果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土匪的猖獗和军队的骚扰。仅1926年统计，镇平县境内的土匪即由过去的3700多人发展到1万人以上，其活动方式也由过去的夜聚明散、暗偷明抢、勒索富豪发展到明火执仗、贫富不分甚至攻城掠寨。1929年9月28日，镇平县城被匪攻破，房屋焚毁9000余间，被拉“肉票”包括现任县长在内达13000多人，全部财产损失300多万元。频繁更替的驻军或者收编土匪扩充实力，或者勾结土匪而分其利，或者借“剿匪”为名抄家抄村。主要受制于军阀的地方政权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无力或无意履行其对社会的起码功能和职责。一般民众“不死于兵士的就地诛求，即死于土匪的残酷杀戮，辍耕失业，妻离子散，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p15)。 在社会公众日益迫切的“自救”意识急待伸张之际，彭禹廷等人“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挺身而出，凭借民间自发武装从应付匪患入手，开始救乱求治。早期活动虽然尚不是一呼百应，却因符合民众的意愿而迅速见效。在此基础上，有过接受近代教育和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经历的彭禹廷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剿匪防匪活动，而将其志向和抱负转向了对改造社会“治本之法”的探求上。1930年秋，当他由河南村治学院重返家乡镇平时，已经有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即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其主要内容是以自卫安定社会秩序，保卫自治；以自治改革社会，推倒“官治”；以自富发展经济，根治穷乱。这是他认定从发动下层民众入手，以建设乡村来奠定基础，以区域性的进步来推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思考和构想。这一构想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又是救治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阻碍进步发展的社会病态的必由之路。彭禹廷从镇平的现实出发，认为传统文化氛围下的社会淤积着许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肠痈，即自私自利。表现为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营私舞弊、推诿敷衍、幸灾乐祸、妒贤忌能也属此类。这一弊病致使民众成为一盘散沙，漫无组织，互相危害而不安。第二，半身不遂，即依赖性，表现为依赖官吏、依赖驻军、依赖绅董，靠天靠人过日子。第三，疔毒，即土匪，好像身患疔毒，红线一起，马上布满全身，霎时就会要命。第四贫血，即穷。在“三自主义”的指导下，彭禹廷开出的医治药方是，以武力集中的组织和训练、清乡来对付匪乱；以省钱节流、进钱开源的具体措施治穷；以良心、勇气战胜自私自利和依赖性的病症。 在宣传“三自主义”的过程中，彭禹廷是懂得“唤起民众”的道理及其重要性的。所以，他反复强调涵盖于“三自主义”表层的思想和精神是“自救主义”。“自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为自觉或自动；二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说：“何为自动？譬如吾行走也。何为被动？譬如此桌子是也，推之则动，不推则不动。从前的，几乎推之不动，真是连桌子也不如了。”[2](p92)他号召人民群众放弃对丧失职能、与人民对立的政府当局、军队的幻想和依赖，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因此，自卫全靠人民自身的团结去解除痛苦；自治全靠人民自身的组织去争取；自富全靠人民自身的努力去谋求。一句话，实施三自主义非使人民自救不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个人到家庭，由一隅到全县、全国，如果都有了自救的系统、组织、训练，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内乱外侮问题必可迎刃而解。而民众这种自觉与自动意识主要靠“生于斯、长于斯”即当地的知识分子——“积极好人”去唤起和启发。彭禹廷主张“本地人作本地事，用不着借才异地”。“积极好人”就是勇于为地方事业献身，有拼命救人的精神的人；而不是明哲保身、独善其身，或者假公济私的那种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自治的实践活动中，彭禹廷没有在理论层面上经院式地刻意扩大或丰富“三自主义”的内涵，相反却以各种方式使它摆脱理论的空泛和神秘，更加世俗化地为一般民众所了解、理解和认同。一方面，彭禹廷将“三自主义”简化为一种社会政策或社会变革程序，相互之间依次递进，彼此交叉渗透，各种目标和措施都有明确的、较强的可操作性。这就是第一步自卫，主要凭借民团的力量清除匪患；第二步自治，建立自治机构取代“官治”，推行社会兴革事宜；第三步自富，开源节流，发展经济。贯穿这三个环节的是各类教育事业的兴办。另一方面，彭禹廷又将“三自主义”实现的目标局限于镇平一地，给广大民众描绘出具体的、最低的、足以使人相信的前景。这就是“旧镇平常受土匪蹂躏，新镇平永不受土匪蹂躏；旧镇平常受匪式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新镇平永不受这种压迫；旧镇平有大穷小穷之分，可以说没有人不穷；新镇平要使家给人足，即于富庶；旧镇平不分男女老少，尽在愁苦之中；新镇平要使人人都有人生的乐趣；旧镇平都是各扫门前雪，新镇平要大家团结起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旧镇平人民愚暗，教育不发达，新镇平要实事求是，力谋教育普及；旧镇平自村长区长以及城乡各机关领袖，都是推诿敷衍，不肯负责做事，新镇平要一变以前的恶习；旧镇平会议事项，都是不肯宣布，乡人多莫明其妙；新镇平进行自治的办法，务使家喻户晓”[1](p9)等等。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短期目标，在彭禹廷的理论体系中，“三自主义”所要达到的理想境地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或者说“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在同一个老学究的讨论中，他又追加了“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16个字，并且以耶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世界”、道教的“蓬莱仙境”、官家的“尧天舜日”、普通老百姓所说的“太平景象”以及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学说来类比他所谋求的未来社会。这种作法，虽然在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三自主义”的理论性，但其明显的实用性却使它容易避免被束之高阁的命运，较快地融入现实的社会活动中。
